德国顾问在华使命的终结。

1937年7月5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前两天，法肯豪森似乎已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他以总顾问的名义向中方发出一份建议，要求立即将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华北各国防战略要地，以备不时之需。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法肯豪森先是受蒋介石委派赴华北前线同中方指挥官会商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又不顾德国政府禁令赶赴上海参与指挥围歼当地日本驻军的战役。

8月13日，国民政府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担任主攻任务的八十七、八十八师正是德国顾问一手**的精锐部队。在法肯豪森看来，这是检验德国顾问整军成果的难得机会。八·一三淞沪抗战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经德式训练的中队在日军攻击下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11月初，当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之后，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防御战遭到惨败。在中队溃退的过程中，耗资一百余万元修建的“东方兴登堡防线”未发挥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抛弃了。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据估计，从淞沪抗战至南京失守，30万中央军大约损失了10万至18万人。精锐的新编师蒙受的损失最大，失去了1万名低级军官，从此基本丧失了独立作战的能力。南京失守后，德国顾问团大多数成员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此后他们实际已没有多少工作可做。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德国在对华关系上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德国与日本一样，奉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从1936年11月起，日本又成为德国某某产国际的盟友。德国势必支持日本的远东政策。可是，遭到日本侵略的中国，又和德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军事联系；中国作为战略原料的供应者和德火、工业品的巨大市场，是德国垄断资本家乃至德国统治集团难以立即放弃的。这样，德国要支持日本的远东政策又难免会损害自身利益。

虽然在战争初起时德国宣布中立，并向中方表示德日《某某产国际协定》同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德国的中立实际已难以维持，中德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例如，德国对中苏关系的改善深感不安，并公开向中国方表示不满；在中德贸易中，德方转而要求中方以外汇现款支付欠缺数额，甚至以停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施压。只是由于中德双方有关人士的努力，两国关系才没有立即出现大的倒退，对华军火供应也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德国政府试图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P．Trautmann）调停中日冲突，以解决其远东政策面临的矛盾。这次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满洲国”。3月，德国单方面决定中止已实施多年的中事学员赴德训练的合作项目。4月，戈林下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德国外交部向中方交涉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6月下旬，为迫使顾问们尽快离华，德方发出极其严厉的训令：凡不遵从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随后，德方以中国未能如期允准全体德国顾问离华先行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此后再未派出驻华大使。7月5日，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事顾问团离华返德。

自1938年起，国民政府为挽回中德关系所作的外交努力几乎无一奏效，唯一的例外是德方又放行了一批军火。当年7月，经过中方有关人员和德国厂商的多次游说，德国政府最后默许将禁运前中方订购而应于7月交货的军火转交芬兰公司启运。这是运往中国的最后一批德火。在维持了几年冷淡的关系之后，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重庆国民政府终于宣布与之断交。

历史上被遗忘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