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受到世人的敬仰，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修养。曾国藩把自身的修为同“修身，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处理得有条有理，这正是他为人处世的过人之处。他恬淡名利，所以能有超然物外的豁达心境；他时时自省，所以才能拥有高尚的操守。

圆融通达，磨练一生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闻名于天下。然而，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他一生都在磨练。

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的人口碑相传，曾国藩从小就十分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家塾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发生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番，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铭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算解恨。

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摆脱与邻居小孩的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因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

如此看来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也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然而，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其中，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体运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

曾国藩年轻时，有一天，到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箩，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体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但是一回到家里，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用此误人吗?

第二天，冯树堂来访，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但是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注重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似乎成了每天的恶习啊!

曾国藩不只注重自我反省，而且尤其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了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指出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会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人前能做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属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痛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刺激非常大，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取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这样，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如何说呢?

曾国藩还深刻明白：一个人的学问、事业与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从小就勤奋上进，“少而迈异精勤，嗜学如渴”。嘉庆十二年(1807)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后担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名就京门。唐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设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土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很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