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武德九年以暴力手段夺位之后，李世民的内心深处便刻下了一道巨大的伤口。尽管他一直以正义者自居，一直在用“周公诛管、蔡”的堂皇说辞来说服自己和天下人，可他的良心并未因此得到安宁，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始终横亘在他的心?中。

这么多年来，李世民之所以临深履薄、朝乾夕惕、虚怀纳谏、励精图治，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受到了这种负罪感的驱动。换言之，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之变给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盛世的动力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通过造福天下来完成自我救赎的渴望就更加强烈！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太平盛世的逐步实现，李世民一度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这样的救赎，可当这场政变猝然爆发，他才猛然意识到：再怎么伟大的事功，也无法抵消自己曾经的罪愆；再怎么完美的救赎，也无法逃避上天终将降下的惩罚！

生平第一次，李世民感到了一种透彻骨髓的无奈和悲凉……

然而，身为大唐天子，职责却不允许他过久地陷溺于这种脆弱的情感中。因此，在甘露殿闭门三日之后，李世民终于强打精神重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此后数日，他先后召见了长孙无忌、岑文本、刘洎、李世勣、李道宗、尉迟敬德、褚遂良等大臣，连去年被他勒归私邸，至今仍赋闲在家的房玄龄也召进了宫。

李世民召见他们，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由谁来继任太子。

一番问对之后，大臣们相继提出了三个人选：其中，岑文本和刘洎力挺魏王李泰，李道宗和尉迟敬德倾向吴王李恪，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则力荐年仅十六岁的晋王李治。

而李世勣和房玄龄都没有明确表态，只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套话。李世民知道，李世勣是因为生性谨慎，不敢在如此敏感的问题上公开站队；房玄龄则因为此前栽过跟头，而今早已是惊弓之鸟，自然更不敢再卷入立储之争。

上述三个人选，李泰和李恪本已在李世民的考虑之内。在他看来，这两个儿子各自继承了他的部分优点，无论哪一个入主东宫，都可以算是合格的储君；至于李治，则几乎从未进入过他的候选名单——这个生性仁弱、年纪尚幼的雉奴，怎堪担当大唐储君的重任？

然而，长孙无忌提出的理由，却又让李世民无法忽视。

长孙无忌认为，未来的大唐天下需要的不是锐意开拓的雄霸之主，而是仁厚有德的守成之君。且在他看来，生性仁孝的晋王李治，恰恰就是这个“守成之君”的不二人选，所以他才会力荐李治。

这样的论调，李世民之前也听他讲过，不过当时只是随口谈论，并未放在心上，如今面临重新立储的大事，李世民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鉴于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李世民当然也觉得长孙无忌的看法不无道理，可一想到李治年纪还那么小，且性情柔弱，易受人掌控，李世民便忍不住对长孙无忌拥立李治的真实动机产生了怀疑。

“无忌，朕日前重阅《汉书》，读到汉武帝之后的西汉故事，不知为何，心中竟颇有些感慨啊！”

这一天，李世民在甘露殿的御书房单独召见了长孙无忌，一照面就抛出了这么一句，令长孙无忌一时摸不着头脑。

“敢问陛下……因何感慨？”

“纵观青史，对于霍光这个人物，历代史家褒贬不一，有人赞他功比伊尹、德配周公，也有人骂他擅权揽政、威福自专，不知你怎么看？”李世民不答反问。

霍光是西汉的著名权臣。他受汉武帝遗命，辅佐年仅八岁的汉昭帝刘弗陵，此后平定了上官桀、燕王刘旦的叛乱，稳定了朝政；汉昭帝病逝后，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随后发现刘贺荒**无道，又将其废黜，另立汉武帝曾孙刘病已，即汉宣帝。霍光前后秉持国政近二十年，对汉朝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但也因其专权日久、擅行废立而颇受世人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