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叶芝与格雷戈里夫人一起，成立著名的“阿贝剧院”，拟用艺术唤醒民族的独立意识。茅特·冈也涉足剧院，参与演出，彼此是艺术上的同事、精神上的盟友，却成不了生理上的情人和伴侣。

1903年，“朝圣者”选了位军人作法律上的丈夫：麦克布莱德少校。她的婚礼也让人瞠目结舌：没有婚庆喜乐，却有军鼓、号角和火炮轰鸣；不见婚纱彩车，却飘扬着各色旌帜和指挥冲锋的三角旗……

这确是同志的婚礼。也是诗人爱情的第一次葬礼。

从美学上看，俩人的生命气质恰好构成了一种反向的凸凹。作为理性的向下深“凹”的他，无法不被对方浑身洋溢的那种“凸”的饱胀和英勃之姿所**，所俘虏。更要命的是，她美！美得罕见，美得过分！这种“凸”的攻击性竟生在一副婀娜的肢体上。若她长得不美，或美得不够，事情就简单多了。

其实，她本能的拒绝，再次强化了她的“凸”，更显示了她的自信、果决和独立。尽管诗人有过怨恨，对轻易揽她入怀的家伙既妒恼、又贬损，称之“粗鄙不堪的酒鬼”。但他痴心不改，对寄身酒鬼的女神一往情深——同时他清楚：茅特·冈只属于自己，只委身于钟爱的事业，而不依附任何人。基于此，在诗人心里，她丝毫没因下嫁于人而损害自身的价值和光彩。

他远离茅特·冈的战场，却一步也未走出过她的情场，走出她作为女人的雷区。

在接下的数十年光景里，从各式各样的角度，茅特·冈不断地撩动诗人的神经，他感伤、失眠、沉思、动容，为她的事业所激励，为她的安危所牵绊，为她的偏执所忧虑……其音容笑貌，像雪巅无人区的脚印，深深收藏在诗人脑海里，成为挥之不散的灵魂印章。“每当我面对死神/每当我攀登到睡眠的高峰/每当我喝得醉醺醺/我就会突然看到你的脸。”（《一个深沉的誓言》）。其一生中，至少有几十首诗是因茅特·冈而作，连晚年最重要的诗集《幻像》也不例外，在该书献辞中，他说：“你我已30年没见，不知你的下落，很显然我必须将此书献给你。”

在一首题为《破碎的心》的诗中，他感慨万千：“为你一个人——认识了所有的痛苦！”这痛苦于常人可谓不幸，但于诗人的艺术生涯，却属福祉。现实之痛，正是艺术的开始。苏格兰诗人绍利·麦克兰在《叶芝墓前》里说：“你得到了机会，威廉……因为勇士和美人在你身旁竖起了旗杆。”

“勇士”，当指爱尔兰自治运动中的激进者，“美人”即茅特·冈了，她甚至身兼双职。那“机会”，则是时代配属给一个诗人的精神资源和人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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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的隔膜、冷漠的拒绝，非但没削弱诗人对女神的向往，甚至相反。

叶芝虽政治上主张改良，对暴力和偏激行为持有疑虑和异议，但他又常陷入理性与情感、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和困惑中。同时，天然的艺术秉性，使他对那种视死如归的武士精神和英雄主义抱有深深的敬意与崇拜，甚至油生自卑。在《人民》一诗中，叶芝把她喻作了一只虽遭诋毁却奋斗无悔的“凤凰”（其时，茅特·冈正身陷窘境：婚姻失败，演出遇冷，舆论攻击……但她依然责备了叶芝对“人民”的批评。这使诗人深感惭愧）——

这一切工作又得到了什么？我问/这个粗野无礼的城市天天有如此的恶意/这里，谁为人效力最多，就被人损得最深/在一个夜晚和早晨中间，那个人一生的赫赫声名尽付东流……于是我的凤凰带着责备说：“这些我服务过，一部分我还喂过的人/从阴暗的角落里爬出，向我猛扑过来/但我不会，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埋怨人民”/……你，不是在思想中而是在行动中生活的人/有着一种自然力量的纯洁/可我，我的优点只是有分析的思想，下种种定义……现在已过了九年的光阴/这些话浮上脑海，我又羞愧地把头低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