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正式跟单位要求参加新华社主要给国际部和对外部记者办的英文新闻口语，由外国人教课。刚进那个口语班的时候我基本听不懂老师说什么，但是我听不懂也努力听，说不好也尽量说。当时有人传话到我耳朵里，说同学私下议论说我不会说还敢瞎说。我笑笑说：“正因为我不会说我才要说啊！”

口语班后我再次申请新闻写作班。这个班是由英国汤姆森基金会办的每年一期的由路透社记者过来授课的英文新闻写作班。好像除了我，都是用英语或外语工作的国际部、对外部和中国日报社的记者。我不仅听不懂老师讲课，写作更是不会，但是做新闻咱会啊！于是我发挥采访优势，写的英文稿子虽然语言能力差，但内容好啊，所以也被老师表扬不断。最后毕业的时候，十三个学员，一个A，四个A-，其他都是B和B+。我得了个A-。但是中国日报社那个记者得了个B+，见我英语差他很多，却反而得了A-，他很生气，就去问老师为什么我的成绩比他高。英国老师说：“她来的时候英语水平很差，但现在毕业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你进来的时候英语就很好，可是提高不大。所以你B+，她A-。”这就是外国人的价值观。看发展，看变化，看是否用心。

那次毕业的时候我请英国老师写了份推荐信。记得他给我的评价是“有承诺感，很努力”。

这几段学习的经历，不仅提高了我的英语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我自我价值的认知和肯定。我知道我行！我可以！

如果不是这次学习，我不可能进入随后的外企服务总公司（FESCO），把我的人生履历拉开了崭新的，从此改变了我人生的一幕……

我成了当时鼎鼎大名的外企服务总公司（FESCO）的一员。从潇洒自如、可以居高临下和记者们相处、天天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的编辑，我突然变成了穿西服、紧张忙碌、职业态度谦卑的做服务的猎头。

我负责150多家外国公司的猎头服务，对外交涉，劳资关系协调。我经常需要用英语工作，尽管我的英语不够好。

我在新华社接电话习惯了嗓门很大的“喂？找谁？”突然身边一个个美女都捏着鼻子、压着嗓子、温柔无比地“喂……您好……”我就像林黛玉刚进贾家，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然后我也学着她们捏着鼻子压着嗓子，用温柔美丽的语音处理着尖锐无比的复杂纠纷和关系。

我时而温柔，时而泼辣，以至于有些客户问我是不是才18岁，有的问我是不是40岁了。而当时的我才刚过30岁，就是因为对外交涉中面对不同客户用的不同技巧和方式。

我英语不算好，我没有周围的小姑娘年轻，我的工作经历比她们短，但是我多了一份志在必得的自信和努力。

记得刚上班没有多久，一个著名的日本公司发生劳资纠纷，一个工作十几年的女雇员辞职了。按规定，辞职是没有任何一分钱补偿的。这无疑对这个员工是不公平的。但因为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成定案，日本公司也已经向总部汇报，处理结果已成定案。我们业务室的科长说让我尝试着谈谈看，再最后努力一下，看能不能为员工多争取一点离职费；但如果日本方真的很强硬就算了。

这是我进外企后第一次有难度的谈判。

日本方面所长和兼做翻译的代表一干人来到外企谈判间，先发制人地说了很多的确站得住脚的理由。我用并不专业但是还算流利的英语在理解他们的前提下，提出这个案子日本方面的过错。中方雇员是因为无法忍受才辞职，并不是她本心想辞职，这和心甘情愿的辞职是有区别的。基于保护中方雇员的基本原则日方应该做出补偿。

这场谈判很激烈，但是最后我赢了。日本方面不得不翻案，重新给总部申报，给了中方雇员应有的补偿。日本当时那个所长不仅没有因为谈判输了而记恨我，反而每次一听我电话就哈哈大笑，兴致勃勃地称赞我、欣赏我，他请我吃饭，送我礼物表达友谊。他成了我日后配合非常默契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