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袁心初是老了，老得白发苍苍！

“新郎”牛少峰也老了，老得胡子满把！

他们怎么能不老呢？是为新娘的袁心初，与她的新郎牛少峰，在中条山抗日前线的烽火硝烟中一别，被一湾浅浅的海水阻隔着，五十个年头了，终于破冰成通途，流落去了台湾的牛少峰捎信回凤栖镇，说他办好了一切手续，不日就会跨越海峡，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见到他的新娘，与他的新娘团聚了。消息传来，新娘袁心初把她的那口描金漆彩的箱子打开来，翻了个底朝天，翻出她压在箱子底下的旗袍，就往自己的身上穿了。

这是一件红绸绣花旗袍，袁心初把自己嫁给牛少峰做他的新娘时穿了的。

后来还穿过两次，但那都是不堪回首的。袁心初不愿意回想；别的人，譬如牛少峰，还有姜尚清、芸娘他们，都是不愿意回想的。好消息像只报喜的鸟儿一样，传进了袁心初的耳朵。她把红绸绣花的旗袍翻出来穿上身了，数十年的光阴，只是熬白了袁心初的头发，却没有熬去袁心初的美丽，那是流淌在袁心初血液里的一种气质，那是附着在袁心初心灵上的一种气韵，不仅没有因为岁月的熬煎而消失，反而由于岁月的熬煎而凝重……我们谁都没有见过袁心初给牛少峰做新娘时身穿红绸绣花旗袍的风姿，也没见过她受辱时身穿红绸绣花旗袍的模样，我们只在凤栖镇的街头看到了袁心初身穿红绸绣花旗袍的姿态，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雅致，老不掩瑜，老而犹美。

头发是盘在后脑勺上，虽然白了，却亮白如雪，配合着她穿在身上的红绸绣花旗袍，在凤栖镇的大街上那么一站，立即站出了她所独有的一种风景……我在西安的新闻媒体工作，我有那样的敏感；我还是与凤栖镇血脉相连的一分子，虽然生活在西安城，但对故乡凤栖镇上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切身的喜爱。袁心初把她压在箱子底下的红绸绣花旗袍穿出来，走在凤栖镇上，是要迎接他的新郎牛少峰的……我不失时机地按动照相机快门，拍下了袁心初身穿红绸绣花旗袍的影像。

陪伴在袁心初身边的，有姜尚清，有芸娘，还有凤栖镇成千上万的乡里乡亲……这一年是1990年，这一天是8月15日，即日本侵略者投降四十五周年纪念日。

在此之前，我供职的《西安晚报》开设了专门栏目，编发了许多纪念抗战胜利的文章。其中一日的报纸专栏，发了一篇《我一炮炸死了十几个鬼子》的头条回忆文章，旁边是一组赴中条山抗战未找到亲属的烈士名单，计有四十三人，其中一位名叫吴俊德的人，让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泪光。一个英俊伟岸的关中汉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被战火撕成碎片的军服，脸上是被战火刻划的血痂，他对我亲切地笑着，我哑着嗓子，叫了他一声“大伯”。

我的二伯叫吴俊儒；我父亲行三，叫吴俊番；我还有一个碎爸（老家管比父亲小的男性长辈都叫爸），叫吴天合，其实他也有个带“俊”的名字的，不知什么原因，他不让人那么叫。总之兄弟四人，名字里都是带一个“俊”字的。我大伯叫“俊”什么呢？父亲给我交代过，我碎爸也给我交代过，但我没有记住。《西安晚报》刊载的中条山未找到亲属的抗战烈士名单中，这个叫吴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吗？初识这个名字，我一点都没怀疑，这就是我的大伯。我把消息打电话告诉老家的伯叔兄长吴田平，要他在家乡做进一步的核实。

我大伯留有一张遗像，一身戎装的他，浓眉大眼，一脸的英武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