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1927年写下的，勾勒了湖南秋收起义的情景。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第一次实践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

毛泽东在1927年8月18日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讲得很明确：秋收起义的发展，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否则终将归于失败。毛泽东要寻找军事帮助，正巧有一支正规军驻扎在江西和湖南交界不远处的修水县。毛泽东得知：这支警卫团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

挥部，负责人是叶挺独立团的一位团参谋长并担任警卫团团长。更让他惊喜的是，这位团长竟然是位中共党员。他，正是卢德铭。于是，卢德铭成了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也成了毛泽东最早的战友。

1927年9月9日，卢德铭、毛泽东在修水宣布起义，各路起义部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前委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下辖四个团。起义军合计四千多人，分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会攻长沙。

秋收起义第一次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大旗。这面新设计的旗帜用一大块鲜红的布制成，旗帜两面的中央各缝着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画着象征工农的镰刀和斧头。在白色旗杆套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面旗帜是参谋长何长工和副官杨立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设计的。在师部讨论时，有人曾提出镰刀可以代表农民，斧头可不能代表工人，应改成铁锤，就和苏联一样，毛泽东却坚持道：“就这样好。”

第一面红旗首先在第一团驻地修水举起。卢德铭一身戎装，气宇轩昂。起义官兵们臂膀上扎着红带子，英姿勃发。卢德铭和余洒度统领的第一团立即从修水出发，镇压了修水一带作恶多端的几个恶霸和反动派。9月11日，越过平江，占领龙门厂。次日，师部到达台庄，一团不少战士纷纷集聚，由黄金洞一带转移，打散的部队基本上都回到了台庄。这时，卢德铭一面派人去与三团联络，一同在杨梅尖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准备再次进攻长寿街。14日，战士们发现有敌探混入部队，卢德铭当即果断，进行清理，然后又亲自集合队伍，带领部队前往浏阳方向与三团靠拢。

然而，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各起义部队先后遭受挫折。15日，一团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将部队改道退回萍乡。卢德铭率领一团退向排埠，在浏阳张家坊一带赶上三团，同毛泽东会合。

19日的晚上，文家市的里仁学校里像开了锅似的。各路兵马的领导齐聚这里，前敌委员会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讨论的主题是“向何处去”。

从9月9日至19日，不过十天光景，毛泽东的头脑却变得越来越冷静。此前，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而秋收起义的受挫，使他清醒地意识到，不但长沙“啃不动”，就连浏阳这样的县城都“吃不了”。毛泽东知道绝不可与强敌硬拼。他在会上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以求避开敌人的锋芒。长沙城内有九千敌军驻守，攻占长沙势必打败仗。一些头脑发热的人，依然在会上吵着“进攻长沙!进攻长沙!”一时间，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关键时刻，卢德铭坚定地说：“毛委员的意见，我完全赞成。现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打我们，我们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果还去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向井冈山进军，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撤退，有光明的前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向反动派开展有力进攻。”

卢德铭在军队里威信很高，他倾向毛泽东，才使攻占长沙的主张遭到会议的否定。第二天，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朝江西萍乡方向前进。

9月23日清晨，当部队从萍乡东侧的芦溪镇出发不久，突然枪声如同炒豆般响起。原来，江西军阀朱培德部队的一个特务营和一个保安团，在这里布下了伏击圈。

此时，毛泽东随前卫行动，卢德铭随师部居中，后卫为苏先骏的第三团。原本，第三团应过芦溪河，往莲花方向行进。可第三团却没有过河，直奔萍乡方向，结果正中敌人的埋伏。部队遭遇伏击，仓促应战，苏先骏驾驭不了自己的部队，又误把敌军当成自己的部队，命令战士停止射击，导致部队伤亡颇为严重。

卢德铭见后面部队中了埋伏，迅速观察了一下周围地形后，大叫一声“一连跟我来”，然后一抖缰绳，带着队伍就向路旁一个小山包冲去，并迅速抢占了山包，开枪压制敌人火力，掩护主力转移。偏偏就在这时，一颗邪恶的子弹击中了卢德铭。他身子一歪，从战马上倒了下去。

年仅22岁的卢德铭，怀着一颗为中国革命献身的心牺牲了，他的鲜血洒在了通往井冈山的道路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