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所以“今责望于宋”，是由于宋哲元与蒋介石发生了矛盾。原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自1933年8月到张家口劝走冯玉祥，回任察哈尔省主席后，因其收编了冯玉祥的一部分抗日同盟军，又接收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部的全部枪马大炮及一部分军队，二十九军实力大增，宋不断与日方发生摩擦，如“察东事件”、“张北事件”等。6月27日“秦土协定”签订之前，南京政府为了满足日方的要求，遂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并拟请将二十九军南调。因此，宋哲元对蒋介石、何应钦极为不满，于是离开张家口回天津居住。在天津，他邀其左右谋士萧振瀛、秦德纯等前来会商，他们均以二十九军南调毫无出路，留在当地又非得日本之谅解不可，于是由萧振瀛通过陈党生等人的关系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等接触，取得谅解，宋哲元本人已与亲日派大汉奸王揖唐、齐燮元等相往来。日本乃将求诸于于学忠而不得的“华北独立”转而求诸宋。而宋也想乘机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实现“南蒋北宋”（《刘家鸾：《日寇侵略华北与冀察政权的形成》，《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第56、57页）。但宋哲元也清楚，要想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单凭一己之力是远远不行的，还得联合一批有实力的人物，而在华北最有实力者莫过于阎锡山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哲元于9月下旬访晤了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他所以访徐而不直接访晤阎锡山，可能是想先从徐这里探听阎的态度如何，若阎态度有所松动，即可晤阎，如果直接晤阎，阎予拒绝，就不好回旋了。宋哲元对徐永昌说：“华北在日本压迫之下，不能不自己联合起来，阎先生当首领，韩复榘副之，咱们大家帮着办，实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如何”？徐永昌答曰：“一念之差，便致身败名裂，为后世笑，中国现在不分固然难治，但若不合，则断断不能自保”。不久，宋哲元又派秦德纯访徐，对徐讲：“土肥源到张家口表明：希望华北五省（冀、察、鲁、绥、晋）组织自治，与日本亲善妥协，如我们不做，即由刘桂堂等来做，所以宋想由阎先生出来领导”（《阎锡山年谱》（五），第1856页）。徐永昌则以“主张对日极力忍耐敷衍，但不出头负责”作答。徐永昌对宋哲元、秦德纯二人的答复，可以说，实际上也就是阎锡山的态度。因为，一向对阎锡山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徐永昌，在“华北自治”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他是不敢擅自做主、随便表态的，由此，也进一步表明阎锡山是反对分裂，“绝不走离开中央之途径”的。

蒋介石对于阎锡山在“华北事变”中的这种表现，大为称赞，当十月上旬，熊斌访晤徐永昌，传述参谋本部对日备战计划并咨询徐后，“晚又访徐，出示蒋委员长电云：‘阎先生态度光明，意志坚决，出人意料外，但渠绝不出任华北的领导之责，希令宋（哲元）、商（震）、韩（复榘）知之，遇事可请示’”（《阎锡山年谱》（五），第18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