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阎锡山主张的“公道主义”是针对的，其真正目的是要“以主义对抗主义”的，因此，他对“公道主义”的那些解释，其实就是想使人们相信他的这个主义才是调理人群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道德标准，才是解民于倒悬的“救世良药”，才是安邦治国乃至达于“大同世界”的理想主义，从而利用人们对“公道”社会憧憬与追求的心态，把他的公道主义灌输于人们的头脑中，并对之崇拜信仰，而摒弃、排斥。阎锡山很清楚，在公道思想已然积淀为一种民族传统心态，而在当时大多数人对是什么还相当陌生的情况下，如果单刀直入，直接切题，把矛头对准，人们自然会莫名其妙，对其所云不知所以，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只有利用人们对公道思想的传统心态，再向人们宣扬其“公道主义”，进而对被他严重歪曲、丑化了的“”的种种不平和危害，予以宣传，才能使人们通过比较，看清孰优孰劣，也才能引起人们对的憎恶和批判讨伐，而树立起对他的“公道主义”的崇拜和信仰。因此，可以说，阎锡山宣扬的那些“公道主义”，只是其表，是为其对的批判做铺垫的，在这些表面文章的掩饰下，对的批判才是其实。

对于、的仇视攻击，阎锡山是“一以贯之”，也是十分坚决的，但他并不是仅仅停留在20年代前后那种粗俗的漫骂和污蔑上，而是想通过对、的不断观察了解，反复琢磨，抓住其要害和“弱点”，从理论上加以批判反击。为了做到“知己知彼”，阎锡山甚至还专门请了一些身为人的学者给其讲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有关理论。他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学说，可以认为是其“研究”的一些结果。阎锡山经过长时期的了解、研究，不仅对有了自己的“新”认识，而且似乎还从中找到了对抗这个主义的“方法”。经过“深刻研究”，他对理论不得不表示出“佩服”。1935年9月2日，在太原绥靖公署和山西省政府扩大纪念周的讲话中，阎锡山就说道：“是世界上最具备‘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的思想体系，而且在现时学术界几将普遍，在劳动界尤为有力。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主义，这样一个庞大精锐的政党，活在这世界上的人，无论把他认成什么，都应有深刻研究的必要”。“我们今日防共，尤其应先知道、之由来，共产学说的错误，及造乱之做法”。由此可见，阎锡山研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了。

“研究”的结果，阎锡山认为：“共产的意义，原文只是个共同的意思，本无产字的含义，马克思用这个字，代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类生活制度。要使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必须以资产皆公有为前提，原文虽无产的意义，实有产的事实”。“共产学说是很精微的一种学说。他观察经济的事体，有如以显微镜观察物质，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本非一言能尽其底蕴。但就其学说理论之根据而言，是因机器发明，生产力加大，物产过剩，货物滞销，以致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社会恐慌，造成危险病态，……到政府不能维持失业工人生活时，就是现制度之政府与人生不两立。制度与人生不两立之下，当然人要崩溃制度，维持人生。这是共产学说产生的原因，就此点而论，共产学说也是凭上他的认识，说明将来的现象。他认为到了共产的时候，才是人类正当关系生活之开始。现在剥削关系之生活，实非人类之正道。他这点心理，不只不是洪水猛兽，且是从坦白慈悲中发出来的。根据他这种学说，就发生出来。把握住资本主义必然要崩溃的现象，实现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制度，这就是把共产学说变为革命性的。由信仰的一部分人，结合而成为”。

阎锡山承认资私有而造成的剥削是产生的原因，可是，他却认为，由此而就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则是错误的。“因为认成是病在资本私有而剥削，并且是环境决定意志，就推断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并推断制度必然产生，因而就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将整个的社会，划分两个阶级，并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故提倡阶级斗争，使人类残杀，违反人类互助求生的意志”，“所以它这个错，在学说上可以批评他是个错，在政治上他错虽错，而其煽乱之能力，与不错一样大”。同时，阎锡山还结合中国的实际说是：“无产阶级这个名词，是者所专用的，专指产业工人而言。按中国机器工业不发达，工厂甚少，工人当然亦不多，本无共产革命之可能性；而乃将佃农、雇农作为准无产阶级，以增大其革命基础势力。故中国以佃农雇农为基干，以地主为对象，以农民暴动为策略，这完全是要制造阶级斗争的环境，以遂其夺取政权之企图”（《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八），第114页），因此在阎锡山看来，“”是万万不可取的，而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达于“大同世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从生活上入手”，这个入手，就是“田由公授”，“资由公给”，使“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器”，如此，才能使“农工生活改善，家庭富裕”，人们便有机会接受教育，知礼仪廉耻，行孝悌忠信，社会始得“臻于安谧，国家便可富强文明”。

对于阎锡山的这些说法，人们可以从理论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实际的结合上，以其阶级立场和政治信仰，作出各种不同的评判和结论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阎锡山在反对、这个问题上，不仅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而且在如何反对、反对方面，是予以认真对待，进行过深入思考的。除了前述之外，他还曾经说过：“剿共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防共是要九分政治，一分军事”（王生甫、任惠媛注：《牺盟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59页）。从这里不难看出，他对防共是何等的重视，这比起包括当初他自己在内的分子对、只是泼皮式的漫骂来，比起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只是着重对的军事“围剿”来，阎锡山确实要深谋远虑，老辣狠毒得多了，因此，人们说阎锡山是老手，真可谓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在阎锡山提出“公道主义”以对抗的同时，他还成立了与“公道主义”相对应的组织—公道团。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他（指—引者）有组织，我们也要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200页），亦即后来的公道团。他认为，既然有主义有组织，那么，要防共就必须“以主义对主义，以组织对组织”。这个公道团于1935年10月10日，通过省署防共会议决定，成为了他的政治组织团体“主张公道团”。

“主张公道团”总部设在太原，内设秘书室以及组织科、宣传科、民运科、总务科。阎锡山兼总团长，赵戴文兼副总团长，下设高级委员，分别由贾景德、朱绶光、邱仰浚等担任，总干事为薄毓相。全省各县、区、村也都成立了“主张公道团”。阎锡山还为“公道团”规定了宗旨，即“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团结好人、制裁坏人、辅助行政、保乡卫国”（《阎锡山年谱》（五），第1858页），并告谕公道团员不忘防共的“职责”。他说：“不公道。今天我教你们组织主张公道团就是教你们拿出力量制裁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建立社会公道，消灭共祸”（《牺盟会史》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