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除感到蒋介石、日本的威胁之外，对于来自方面的威胁也十分忧虑。东征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横冲直撞，东突西奔，战略战术十分娴熟，而其战斗力又是那样的强盛，虽然目前已返师陕北，但他们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难道就不会再进入山西？对此，他曾对其部属说过：“现在共匪虽然被我们的军队打跑，赶过河西去了，但是大家不要以为从此就可以放心。因为黄河长千余里，处处可渡。我们如果要把这一千多里的黄河处处都用兵把守，你们想得用多少兵，得花多少钱，人民那能负担得起？如果不处处设防，又怎能保共匪不再偷渡？”（《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九），第54页）。尤其令阎锡山感到压力的是，红军东征期间，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广为宣传，及其发动群众进行的土地革命，已在广大民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们要求抗日救亡，要求实行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播撒的这些星星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不但如此，在阎锡山统治集团内部，有的人竟对红军的标语和减租减息法令、布告，争相传诵，甚至还有人认为与红军作战是同室操戈，令亲痛仇快，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

蒋介石、日本人、这三方面的压力，使阎锡山如同生活在夹缝中，临深履薄，战战兢兢，他将自己的这种处境曾作过一个比喻，说是好比“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那一颗都不行”（《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96页）。因此，对于阎锡山而言，如何在这夹缝中求得生存，如何不踩破那一颗鸡蛋，找出一条既可利用的力量发动和组织群众来抵抗日本侵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来作为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又可顶住蒋介石对他的吞并，并使不再对自己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道路（牛荫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4页），就成为他必须抉择的头等大事。

就在阎锡山感到左右为难、一筹莫展之时，1936年5月25日，让红军东征期间在“汾孝会战”中被俘的阎军团长郭登瀛回太原，给阎锡山带去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向阎明确指出：“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重印版第34页）。

其实，早在1935年9月15日就向阎发出一份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议书，指出，在目前民族危亡空前严重的时刻，任何偏安局面的支持和保守，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日帝任何部分的向中国进攻，都必牵涉到对于全国的进攻，而抗日运动的部分开展都必定影响到抗日全面的开展，“所以，晋省当局以为既可以不反蒋、不抗日，而又可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与压迫，则必会成为一种空泛之想，在事实上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根据晋军目前的处境，只有开展反蒋运动和开展抗日运动才是唯一的出路”，（王生甫、任惠媛著：《牺盟会史》第29页），而阎锡山对此建议却置若罔闻。尽管如此，仍不放松对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2月，中央北方局就约请“中国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联盟”主席朱蕴山，通过曾任阎锡山参谋长的台寿民等关系，为约请阎参加“民族革命大同盟”进行疏通。5月，朱蕴山再次赴晋与阎晤面，进而谈到“反蒋抗日”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