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造林，不仅规定每年清明为植树节，及每人必须种植树木的株数，而且成立6个专门性机构——林区，专事育苗及调查适宜造林地段，进行造林指导，并在各县成立林业促进会，以督促推动各县造林活动。

关于牧畜，规定在省北不宜种棉之地，开办牧畜，以弥补农民收入之不足。牧畜首先提倡养羊，养羊又以养收入较好之外国羊为好，为此，1918年阎锡山专门“从澳洲购回美利奴种羊600头”，同时在省城“设立模范牧场一处，并晋南北各设分场一处”（《山西政治述要》第19页），以培育优种，进行繁殖，进而向各县推广。

此外，在剪发、天足、禁食鸦片等方面，阎锡山则主张以劝导禁绝为主，对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他要求“务在必除”，特别是对吸食鸦片，阎锡山更是深恶痛绝，故被列为所除三弊之首。他于1918年1月15日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曾指出“山西自有外来鸦片，吸吗啡之消耗，现金输出，每年约在一千万元以上。民国改建以来，社会经济，入不敷出，各县纸币，到处充斥，不有从根本上之救济，流弊必及于省城”。为扫除烟毒，并为金融上根本之救济，“锡山与各厅道等，再四磋商，拟将前此烟民，因戒犯病者，由省派员，会同县知事，督率村长村副，一律挨户调查，非烟民者，令其五家出具互保切结，无互保者，以烟民论。分配药丸，限期治疗。期满后，再经发觉，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从重处分……”，“至于禁运一节，……嗣后如遇大宗贩运鸦片，或贩运吗啡及含有吗啡之药丸者，拟援照滇省禁种烟苗所定军法从事办法，尽法惩治，以绝来源。其小卖者，情节较轻，仍分别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处办”（《治晋政务全书初编》第八册（内务））。

“六政三事”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剪发、天足、禁烟这些方面，因积习已久，积弊已深，所以阻力重重，在五台东冶镇发生的几酿成血案的剪发、放足风波，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由于“六政三事”连阎锡山也不得不承认它“皆是治标的办法，尚非根本上的解决”（吴文蔚：《阎锡山传》第一集，第226页），加之推行的过程中，不能因地制宜，而是搞整齐划一，像晋北、晋西北一带，气候条件就不宜蚕桑，却也要人们植桑养蚕；在棉田的推广上，晋南一些地方，因未能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结果造成棉粮种植比例失衡，致使棉田扩大，粮田减少，许多农民不得不到很远的外地去购买粮食。再加上一些官员的敷衍塞责，或从中作弊，如阎锡山下力气最大的禁烟，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官员竟将其作为勒索受贿的生财之道，沿黄河一些县份的县知事，就出卖护照以弄钱财，凡此种种，连阎锡山也无可奈何地说，各种章程并非不完备，但因“惟无实力奉行之人，则章程几等于虚设”（《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三卷，第123页）。另外，宣传上的不当，亦使不少民众产生误解，如“劝民栽树，则以为按树起钱，遂多不肯栽树；劝民众种棉花，人民则疑为按苗抽款，遂亦不种”（《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三卷，第129页）。因此，“六政三事”存在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