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阎锡山的上述种种作为来看，应该说，既有其革命、进取的方面，也有其妥协、退让乃至反动的方面，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可以偏概全。阎锡山的进退，除了个人因素之外，当时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之后，所作所为，总是想把中国社会拉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轨道，他的倒行逆施，势必要遭到仍保持着革命锐气的、一心要建设共和的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阎锡山对二次革命实际上所持的支持态度，及其在对外蒙分裂势力上所坚持的打击立场，正是其坚持共和，建设共和，坚持社会改革，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积极反映。但是，由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反动势力仍相当强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有着不可克服的妥协性和两面性，因此，当封建势力联合帝国主义向资产阶级压来时，往往就会变得动摇妥协。阎锡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员，这个阶级的属性自然在他身上不可避免。他对共和后的社会现实不满，想要变革、前进，可是又怕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他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的屈服、妥协，就不难理解了。

阎锡山向封建势力的屈服、妥协，有些方面可以说是迫于无奈，有的则是比较自觉。尤其是对袁世凯称帝的劝进、资助，不能说不是对革命的背叛，对社会的反动。而他的这些屈服、妥协，尽管有着“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处于保住自己权位的考虑。可是，也应当看到阎锡山并没有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与金永沆瀣一气，也未完全投靠袁世凯，为虎作伥，有不少方面可以说，他也是在两难境地下的无奈选择。如果阎锡山只能伸而不能屈，不采用一些韬晦之策，那么，他就很难在这种纷纷乱世下，得以生存。而他一旦失去权位，山西的军政大权就会很快被金永完全控制，山西的许多革命党人将会遭到杀戮，山西的军队也将会在袁世凯的“整编”中，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的一支队伍。而由于阎锡山的委曲求全，甚至是妥协，才使得金永、袁世凯的一些阴谋未能完全得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将，阎锡山的这些做法，对于“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投靠段祺瑞，排除异己，独揽山西军政大权

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反对帝制的声讨中一命呜呼后，身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的段祺瑞，由北洋政府总参谋长一跃而成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实权。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其祖父曾是淮军首领，他幼时随祖父读书，后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后又到德国学军事，学成归国后入北洋新军，是北洋首领中的唯一留学外国者，因其是安徽合肥人，在北洋各大派系中逐渐成了皖系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