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反对袁氏集权，统一山西军政，革除旧习陋俗

阎锡山返回太原仍任山西都督后，为了逐步改变山西军、政两界的局面，于1912年4月15日，征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任命曾在兴和宣布起义并率军与阎锡山北上民军会合的周维藩为太原镇总兵，赴平阳接替谢有功之职。5月6日，周渤接替李盛铎出任山西民政长，管理民政事务。民政长之下，阎锡山于5月14日任命张瑞玑为财政司长，解荣辂为教育司长，刘锦训为司法司长，王大祯为实业司长（原名劝业道），崔廷献为内务局长，邵修文为高等审判厅厅长，王懋昭为高等检察长，南桂馨为巡警道（后让位于续桐溪）。7月1日，又任熊兆周为山西提法使，11日任温寿泉为山西军政司长。袁世凯执政后，为强化官僚政治的权威，以地方会议难以驾驭为由，取消了各省和县的咨议局。但是，由于清末以来推行的地方自治已实施有时，革命党人更把“地方自治”与民主平等联系起来，认为它是国家统一强盛的基础，所以，省咨议局取消后，又由士绅临时设立的“国民公会”作为民意机构，推谷如墉为会长，不久，又取消“国民公会”，组织临时省议会，作为正式民意机构，选举杜上化为议长，王用宾、陈受中为副议长。

在此期间，阎锡山于5月22日、7月12日，先后接到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和江西都督李烈钧的电报。两都督的电报，其主要内容都是反对袁世凯中央集权，主张各省分权。因为袁世凯执政后，破坏《临时约法》中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任命其亲信爪牙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同时猜忌排斥同盟会籍的各省都督。而这时革命党内部不少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斗志消沉，日益涣散。仍为民主共和而斗争的革命党人担心如此下去，袁世凯会假借统一而实行集权。胡汉民在电报中指出：“中国今日所处之地位，为由内治未完全而期进于完全过渡时期，不能骤采纯全之集权制，而处处又不能不留将来集权余地，最宜使用有限制的集权说，取集权制之法。以立法、司法两权集中中央，至行政权则取其可集者集，其为时势所不许集者，则授权各省，仍留将来集权地步”（《阎锡山年谱》（一），第95页）。李烈钧的电报在列举了北京政府“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并“失权于外人”等情况后，指出，今中央“乃一意操纵，如地方官及中央与地方各问题，前清尚出之言询疆吏者，今竞不询各省意见，由中央一面规定，强各省以执行，其专擅似较前清为甚。且中央近日官僚派复炽，革命志士尸会道院，放眼观察，党革新之锐气潜消，晚清之败征益露，我爱国仁人，牺牲生命构造之民国，前途如此，能不寒心。”同时指出，为讨论国政，互相联系起见，他已去电各省约定密码，诸公“均为创造民国巨子，敢请输诚联络，树最稳健之政治军事团体，对于中央为一致之进行，如政府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倘政府挟有野心，藉统一之名，行之实，亦惟有群起力争，实行匡正”，主张“以地方监助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以防失权外人，消弭之险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