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复出后，另一个让他头痛的问题是晋钞的急剧贬值，并由此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和工商业的萧条。中原大战之前，阎锡山为了筹措军费，不断扩大省钞发行量。据统计，到“阎锡山逃亡大连时，晋钞发行总数已高达7000余万元”（《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第43页）。由于晋钞发行量迅速扩大，使晋钞与银元的比价，由1929年的1:1，跌至1930年的13:1。晋钞开始陷入“毛荒”危机之中。而倒蒋战事失败后，以往流行于平、津、冀、察等地的晋钞，以及发给倒蒋联军的晋钞，同军队一样，形同飞蝗般全数涌回山西，更使“毛荒”的晋钞，雪上加霜，到1931年，晋钞与银元的比价，进一步跌至30:1。晋钞已形同废纸，以往信誉较为良好的山西省银行信誉扫地。晋钞的急剧贬值，使山西经济大受打击。其中的当质业，1927年为660家，到1933年仅剩下306家，不及半数，钱庄业倒闭得也很厉害。

为克服金融危机，阎锡山出走大连后，省主席商震曾采取了“抽签兑现”的办法，即晋钞1元只能兑现洋4角，但“二五兑现”的办法，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面对如此严重局面，阎锡山下决心开始着手整理晋钞。因为他重新上台后即倡言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力和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作保证，而眼下的晋钞“毛荒”，省银行的信誉全无，无疑成了他发展经济的最大制约因素。为改变这种状况，阎锡山首先采取了“二五存款，折收股本”的措施，即令省银行以1:2.5折收存款，定期5年，到期归还现洋。随后又改为折收股本，即要求存券户按1:2.5折价入股。这样做，对存户而言，虽然拿不到现款，但却能以每元折价4角入股，确比市面价20:1要上算得多。因此，以此办法省银行收回了一部分晋钞。紧接着，阎锡山严令省银行经理高步青，迅速凑足现洋100万元，作为回收省钞之用，否则从严惩办。阎锡山之所以如此威逼高步青，是因为高系商震所委，“1931年商震带他的32军离晋时，借口关发欠饷，又从省银行仅存的现金40余万内提走30万元”（《山西文史精选》（2）——《阎锡山垄断经济》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并且高又有以落价晋钞套取银行库存现洋之行为。高步青对阎的严令，不敢怠慢，亲自出马，一日之内，即凑足了规定数目，得以交差。阎锡山以这100万元现金作准备，放弃了正“毛荒”的旧省钞，发行了兑现新省钞。新省钞1元撤收旧省钞20元。新省钞发行后，半年不到，旧省钞即全部收兑完毕。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金融秩序，阎锡山又让省政府下令整顿改组山西省银行。根据《修正山西省银行章程》，改组后的山西省银行，实行“公营民监”，即“由山西省政府设置经营，由全省商民监督之”；其宗旨为“调剂全省金融，扶助经济建设”。银行的主要经营范围是：1、发行兑换券；2、经营省金库及省建设金库；3、募集和经理公债事务。并且规定“为巩固业务，防止流弊起见，概不借垫军政个费”。意在向社会表示省银行不再会像以往那样充当筹饷机关，而是依照金融机构的规则独立经营，完全可以相信。此外，阎锡山为使省银行的经营不再受改组前信誉扫地的影响，还将其重新注册登记。

省银行的改组于1932年7月结束，转入正常运行。对此，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写的“山西考察报告”中，曾予以很好评价，称“改组后定为官营民监，以调剂全省金融，扶助经济建设为宗旨，现省政府当局，为力矫前非，防止流弊起见，严定规章，概不借垫军政各款，故迩来营业颇有起色，其基础也渐臻稳固。共有分行办事处27所，散布各县，总资本定为国币1200万元，自二十二年度开始，由山西省政府每月拨10万元，预定10年如数拨足，截至民国二十四年十月止，计已拨280万元”（《阎锡山与山西省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经过这番整顿，山西金融危机基本得以克服，全省金融秩序初步走上轨道，而山西省银行也重新确立了在山西金融中的统治地位。

阎锡山复出后，对客军的“清退”和晋绥军的整顿，及其对金融的整理，应当说是成功的，其效果也是明显的。这些措施的采取，都有力地克服了山西社会混荡不安的局面，使山西社会秩序基本上趋于稳定，从而为其政治、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建设，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