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间，徐永昌对于阎锡山的复出，可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徐永昌时任山西省主席，但他原系国民军，并非阎锡山的嫡系将领，地位比较超然，所以，他与各方都能说得上话，并且一些说法和认识也有一定份量。如他在与张学良的谈话中，就对阎锡山何以返晋作了一番颇为得力的解释，他说：“阎先生多年没出过门，一旦出去，感觉什么都不方便，回来住着，没什么关系。我认为今日国家要求北方安定而有把握，必国家对山西有办法，尤其要山西自己有办法，有力量。当前晋绥政治，明明建筑在军队基础上，军队统一或不统一，即影响两省政治之良劣与协调。如军队不能统一，两省不能协调，久必分裂；加以外力思入，内力不容，必致演变到紊乱混战，此不但晋绥不了，且必致引起北方之大不了，盖山西能控制黄河流域各省，对外亦形成北方之核堡地位。又山西省昔在各省之商业，十之九已经破落，此项失业归来之人极多，失业者众，社会如何能安？再看绥远，全省号称280万或300万人，而实不足，日货倾销，经济停滞，若提倡实业，连带经营绥远，运用大户游资，以山西失业商人移殖绥远，岂非大好机会，大好事业。而倡之者，又必有资格地位，有声望信誉，有能力有谋猷之人，乃能集事。我们为欲求晋绥不坏而统一，非阎先生不可；不但为国家保存一部分有用军队，且可使晋绥政治有办法，为国家在北方树一强大重镇，而为救济山西多数失业商人，移补绥远之人少与提倡西北实业，亦非阎先生莫属。所以在他人方惧阎先生归来为害国家，我则正庆阎先生归来而获致晋绥两省与北方之安定”（赵正楷：《徐永昌传》，（台湾），山西文献社1989年2月版，第202—203页）。

随后，徐永昌在奉召到汉口面见蒋介石时，再为阎锡山说情。他先是对中原大战作了一番解释，说：“阎先生是爱国者，其人勤俭，能深思，长处很多，最大限不过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十九年之事，不但北方杂牌军队拥护他，即南方甚至政府军队派代表到太原的也不少；因为怨中央编遣会议不公，所以凡各方不满意编遣的人都集合到太原来”。继而，陈述了要阎出山的理由：“固然阎先生不愿久居大连，我觉得战后的山西，晋钞五六千万贬值不到二百万，尚发出金融公债三千万，军公教人民均不堪其苦，想要收拾此局，我办是事倍而功不到半，阎先生是事半而功不止倍。以军队言，听他的比听我的多。以经济言，他掌握的钱通可以拿出来用。从阎先生出山他手中的钱肯化为公这一点看，他亦是很廉。若是北洋军人们，只要交他干，公家的钱他是永远拿不完，而且都是拿到自己家里去，决不肯再拿一点给公家用的。所以，由很多方面看，委员长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会有帮你的时代”（赵正楷：《徐永昌传》（台），第205页）。

阎锡山的另一举措，就是对制造“12·18惨案”的罪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韩克温、王琚等加以包庇，以买好国民党中央，为自己上台创造条件。

1931年12月18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枪杀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的“12·18”惨案发生后，已从大连返回河边村的阎锡山，即对这次学生请愿活动予以了积极支持，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学生们的行为，给他清除国民党在山西的势力制造了机会。因为，阎锡山下野离开山西不久，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又嚣张起来，积极进行反阎活动。阎锡山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如今有了这样的机会，他正好加以利用。但是，鉴于阎锡山正在筹划自己的复出，他也不愿意在这种关键时刻与国民党中央把关系搞僵，给自己复出造成麻烦，因此，虽然他对那些制造“12·18”惨案的凶犯予以了扣押，其实，也是为了对学生们有个交代，同时也可以此来取得学生们和社会各界对自己的信任和拥戴，给其复出后奠定一个较为良好的群众基础，但在复出之前，尚须向南京表现一些姿态，所以，这些罪犯被扣押之后不久，即把他们送到河南省郑州，诡称易地审判，实际上是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