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呼吁救国自强，山西率先垂范，制定实施《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

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之后不久，即于3月1日向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递交了一个《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此案首先提出了“自强救国”的主张，以及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的必要性。

其实，阎锡山在大连期间，就已对中国如何图存自强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当时，他在日记中就曾写道“造产增人为中国今日图存之要件，当有分年计划”。阎锡山返回山西不久，“9·18事变”爆发，这对他震动很大，所以，在他积极筹划争取重新出山的同时，还继续思考着这个问题。在1931年11月下旬，他与到河边采访他的安徽寿县志士张崇礼的谈话中就谈到，要抵御外侮，促成和平统一，就必须“规定大规模之自强救国十年计划案”。12月中旬，在与大同通讯社社长梁毅等谈开发西北及防旱方法这一问题时，又讲道：“苟欲挽救危亡，争存于世界，舍奋发自强外，别无它法。自强之道，即造产增人是也。总理之民族主义即在此”（《阎锡山年谱》（四），第1655页、1658页）。

阎锡山在其提交的《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日本强占我东省以来，迄今数月，犹未解决。而滇桂边陲，又告紧急。值此一发千钧，危急存亡之秋，幸政见之争，已告平息。一致团结，共御外侮；而一般民众复皆奔走呼号，竭力于爱国运动。多难兴邦，其在今日。处此国难当头之日，国际间之折冲，固重外交，而立国大计，尤须自强。盖自甲午庚子而后，举凡列强侵夺，未尝不借外交以作了局。惟事过境迁，不自警惕。政府无生聚教训之计划，人民无遵行推进之规程。因循荏苒，不振至今。驯至前次创痛未已，后次之艰难又来，次复一次，有加无已。溯往追来，舍急起直追，力图自强，以为挽救，则不足以臻郅治，冀立国于世界。锡山外观各国之富强，内察我国之贫弱，深感中央政府，有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之必要”。

至于“计划案”的具体内容，阎锡山几乎对各方面都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在政治上应确定均权制度，以期共治，树立廉洁负责政府，积极训练人民政治知能，并促进政治经济合一之地方自治，以推进民主政治之实现。在财政上实行财政公开，力除弊端，以符取于民，用于民，而公于民之原则。在军事上应制定国防计划，确定常备军额，充实军备，并实行征兵制度，以固国防。在教育上应推进基础教育，以增进国民生活基础知能，更以质量上之适用，数量上之适合为准，以严整人才教育。在经济上尤应大规模开发物产，由国省县村分别计划进行，如矿产之开发，工业之振兴，农业之改良，以及交通之建设，凡可以增加输出，减少输入者，均须就其范围，俾人尽其力，地尽其利，以达造产救国之目的”（《阎锡山年谱》（四），第1669—1670页）。

阎锡山在递上这个“计划案”后，即率先垂范，在山西积极活动起来。1932年4月12日，他就设立了“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着手制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对于编定“建设计划案”的动机和宗旨，他在第一次全体“设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了现在的国难在抵抗，了未来的国难在自强。欲自强必须实行建设。古人重未雨绸缪，我们进行建设应有计划，所以我正建议中央进行‘十年建设计划’，本会为山西十年建设计划，尚无成例可循。应于三民主义原则之下，在不抵触中央法令范围内，拟前三年以政治为中心，注重扫除建设障碍，确立‘民主政治基础’。后七年以经济作中心，以完成‘自足为目标’。希望尽心研究，本着古人以‘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之宗旨，计划合理、合时的道路，编定适当有效方案，以尽应尽之责任”（《阎锡山言论类编》卷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