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实行币制改革，规定中央银行发行之货币为法币，并作出法币不兑现，限制各省银行发行纸币的规定后，阎锡山宣布四银行号发行的纸币也停止兑现。但他随即却以“为开辟造产途径，救济农工困难，并维持货币信用，保障人民生活基础起见”为由，令“四银行号”共同设置“实物十足准备库”。可是，实物准备库并没有“十足”的实物，而是由阎锡山指示山西省政府和晋绥财政整理处，以空文给“四银行号”增拨资本3000万元，其中省行、铁路、垦业和盐业分别为2000万元、500万元、250万元、250万元。然后，令实物准备库从四银行号借纸币向民间购买实物，等收回物资，即是“四银行号”的准备金。并且规定了“四银行号”负责供给实物准备库购买物资和设备等费的比例，省行、铁路、垦业、盐业分别为40%、30%、20%、10%。这些用款，不出利息，只按2%付纸币印刷费。实物准备库利用当时市面呆滞、周转不灵的机会，派员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和其他农副产品，因而，“四银行号”的纸币在市面上大量出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实物准备库的物资及不动产达到1000万元以上（《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中国社会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113页）。正由于有了这个实物准备库，才使阎锡山又能继续大量发行纸币。实物准备库设立之前，山西省银行的纸币发行额仅283万余元。垦业、铁路、盐业三银号也分别仅为47万元、110余万元和32万元，但实物准备库设立后，到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时，山西省银行发行的新省币即达2500多万元，铁路、垦业、盐业三银行也分别发行了1000万元、500万元、500余万元，“四种纸币达4500余万元”（王尊光、张青樾：《阎锡山对山西金融的控制与垄断》，《山西文史资料》第16辑，第22—23页）。阎锡山的四银行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在收购农民的农副产品以及其他金融活动中对民众的剥削是显而易见的。从时人将同蒲铁路戏称为“纸糊的铁路”，把“垦业银号”叫做“坑人银号”，将实物准备库比作“赤腿穿套裤（套裤系时人所穿，套在裤子外面，只有两个腿，没有裤裆）”，即可说明这一点，但它在活跃当时市场，尤其是在支撑同蒲铁路和西北实业公司的建设与发展上，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