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就是加紧对工人的剋扣，并强迫工人加大生产。阎锡山返回太原后，西北实业公司各厂起初发给工人的工资均“以小麦为标准折合货币实发”，但由于“山西省民营事业董事会”在规定粮价时就低于市场价格，再加上物价不断上涨，所以，无形中就使工人的工资减少了许多。如西北煤矿第一厂，1946年左右，1个工人1天的工资大约还能赚到3—4.5升的粮食，到1947年上半年只能买到2升左右，实际上使工人的工资减少了一半。1947年下半年，公司给工人的工资又改为半粮半款，半款又是按“山西省民营事业董事会”规定之议价（约为市价三分之一）发给法币，而当时法币贬值，物价暴涨，工人的实际工资直线下降，以“工资粮价”而论，到1948年9月即比1945年12月上涨了2.4万倍。加上工厂有意拖延工资发放时间，这样，当工人领到那一半货币工资后，已形同废纸一般。在工人们生计已难以维持的情况下，阎锡山为增加物资力量，却要人们努力生产。其方法就是要求各厂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其劳动强度。晋中战役后，由于西北煤矿第二厂轩岗煤矿、第三厂富家滩煤矿相继被解放，只剩下第一厂太原西山煤矿和第四厂太原东山煤矿。因此，一、四厂的工人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剥削，西北煤矿一厂，在1946年对工人的剥削率就达到758.31%。工人劳动强度如此之大，但对工人的粮食供应却大幅减少，1948年9月以后，各厂干脆取消半款，只发半粮。当时公司限定重工业厂工人每人月平均工资不得超过6斗（46公斤）。这一数量尚不及1945年底的四分之一。可是，实际上这一行业工人每日平均只能得到1.6升（1.28公斤），进入1949年以后，连这点数量也无法保证。不仅如此，1949年初，西北实业公司以“绝对不能养活吃闲饭的人”为借口，停止了一部分被裁汰的职工及所有职工家属的食粮供应。不久，各厂又根据阎锡山提出的“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去“争取胜利”的口号，不仅对以前所欠工人的工资统统搁起不算，还停止借支给工人工钱，每人上1天班只给1市斤麦麸、豆饼或已霉烂的红大米，不上班的一律不给。这一做法，又把广大工人推向了绝路。据统计，从1947年10月底到1948年9月底，西北实业公司各厂即裁汰2398人，占到1947年在岗工人总数20558人的11.6%（《西北实业周刊》第122、123合刊）。

阎锡山为“固守太原”，在克服战争物资和经费困难方面，确实想尽了办法，但是，他所筹措的钱物，并没有完全用于“固守太原”，并且还借机进行经济上的掠夺、剥削，一方面以各种手段把“公营”企业的资财尽量化为己有，另一方面用克扣截留和大吃空额等办法，把南京中央拨发给他的军粮、军服等物资，折价变款，攫己为有。1948年下半年，阎锡山看到“公营”企业已再无挽回的余地，便借口支持南京政府发行“金元券”，下令山西省银行向各公营企业单位提取黄金9800多两，于9月30日派专机送往南京，向中央兑换“金元券”。他本想通过这一兑换，发一笔横财，不料后来兑换延期，券值跌落，阎要求返还黄金，但蒋介石却只允许换给其外汇，并指定此项外汇只能向加拿大购买面粉。阎锡山不得已，向加拿大购回面粉4000吨，运存上海，等待高价出售，后因局势转紧，上海震动，阎遂令其驻沪之田粮处长耿誓和“兵站总监”刘绍庭迅速拍卖。当时上海的山西人纷纷找耿、刘二人，要和阎锡山算帐，有要钱的，有要面粉的。耿、刘奉命给了这些人一点面粉后，见要面粉的人越来越多，便乘机逃往台湾（山西省档案馆藏：《阎匪财产概述》1949年）。这样，拍卖面粉所得款项便大部化为阎锡山的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