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威尔逊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科学家。我们应该承认，随着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迅速进步，有越来越多的基因学研究和神经生物学的证据都表明社会生物学是正确的。而且，现在的政治空气与七十年代已大为不同了，社会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退潮，愤怒的批评少了很多。他受到的肯定已大大超过否定。1999年他获得了美国人道主义者协会颁发的“人道主义奖”。这也是对社会生物学的某种肯定。

对此，威尔逊曾不无感慨地说过：有学者曾对我抱怨道，如果你想让论文能够通过，那么就往你的人类学里加点生物学吧。但是在二十年前，如果你不想让你的论文通过，就往里面加点生物学。

果然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但这并不表明社会生物学的理念就是完全正确的，以古尔德为代表的反对者对社会生物学把动物行为运用到人类行为方面缺乏足够的实验证据的指责仍然成立。现在比较能拿得出手的过硬的证据就是关于人类禁忌的研究。

直系亲属之间发生性关系被视为，也容易产生畸形儿。长期以来，研究者发现，无论民族和宗教信仰如何，各地人群基本都存在禁忌现象，也就是直系亲属之间不会发生性关系。这种禁忌似乎是自发的，而不是受到外界力量强迫才形成的。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道德观念抑制了家庭成员中自然产生的望。这是普通人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解释。

但另一些学者不这么看，芬兰学者威斯特马克(EdwardWestermarck)认为，禁忌是一种遗传现象，是因为熟悉而消灭了望。在儿童发育的早期，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以及兄妹之间的亲密关系导致他们非常熟悉，结果性吸引力消失。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没有禁忌的个体因为产下大批畸形后代，早已为自然所淘汰。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生物学的解释是正确的，而文化方面的说教虽然感人，却是错误的。不只是人，所有灵长类动物都存在禁忌现象；所有人类社会，无论是多么落后野蛮，也都有禁忌现象。而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以色列的一个社会调查。

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很多儿童被聚集在一起集体抚养。后来的结果很有趣，那些自小在同一小组里长大的孩子，彼此之间虽有深厚的感情，但互相却没有性吸引力。一位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家在台湾作的一次调查也表明，童养媳的婚姻与正常婚姻相比，离婚率更高，生育率更低。因为小时候在一起的生活破坏了性吸引力，婚姻自然没有幸福可言。反是那些由媒妁之言撮合的陌生男女的婚姻质量更好一些。

网络上曾经流行一个著名的笑话，说一个计划生育宣传人员问一位憨厚的农民：为什么表兄妹之间不能结婚？这位农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嘿嘿，嘿嘿，嘿嘿，太熟悉了，不好下手。

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但揭示的却是禁忌的真理。

这就是社会生物学，其科学原理随处皆在。

如果社会生物学关于人类行为的思辨和研究想要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认可，他们需要更多的如禁忌这样的研究成果。但现在看来，把人类行为作为直接研究对象，要面临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一位研究男性**自然史的学者试图用客观的研究为社会生物学添砖加瓦，他想强调男性的**行为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说法虽然有点道理，但事实上，这家伙差点被唾沫淹死。

因为这涉及人类道德底线的问题。

道德从何而来？社会生物学也作了尝试性回答。

人类的道德与社会性昆虫的利他行为最大的区别在于意识性。人类是有意识地在学习雷锋做好事，而昆虫只是接受基因和激素的控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