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顿的结论在当时就受到了抨击，因为明显地他没有把后天的因素考虑全面。针对这一指责，高尔顿对研究工作进行了改进，生物统计学也因此得以完善，一举奠定了一门重要学科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为自己的理论服务，高尔顿于1904年创建了优生学国家实验室。优生学看上去越来越像一门正经的科学了，它的研究目的说白了就是，让优秀的人多生孩子，而穷鬼们自然要克制一些，少生一些，有问题的人，比如精神病患者，则干脆不让他们生孩子。

在优生学的考量下，百姓被轻而易举地分为上等公民和下等公民，划分的标准是个人财富的多少。

可是，财富只是一种人为标准，在生物学领域这一标准是不存在的，其他生物们从来不去银行存款，它们只看谁能留下更多的后代。以此标准反观人类社会时，会发现一条极具讽刺性的现象：社会精英在殚精竭虑地狂挣社会财富，花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的时间大为减少。

看到了财富并不是成功的最佳标准后，高尔顿提出一个修正方案，应该以个人的实际收入情况来衡量成功的大小，从而把父辈的财富造成的假象排除掉。他以为，收入越高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但同样地，这种考虑没有照顾到生殖能力问题。一个毫无性能力的亿万富翁，从生物角度来看，无论如何算不上是成功者。当那些富翁们坐在百万俱乐部里态度雍容地谈论着高级奢侈品时，他们忘了，他们没有留下足够多的后代；而另一些人，或称为穷人，他们却什么也不做，百无聊赖，整天只是生孩子。如果这样搞的时间长了，社会整体素质将会大大降低。优生主义者们为此而忧心忡忡。

生物学家的考虑更全面一些。华莱士也对财富不均与生殖能力不对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富有的男人不一定满足生物学的成功标准，而且极有可能因为挖空心思地挣钱而过早**。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他们的富有而给女人造成了一种成功的假象，于是对配偶的选择不再是根据体格而更多的是根据挣钱的能力，这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华莱士正是据此支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按照社会主义的设计思路，政府会尽最大努力让所有公民的工作机会和财富收入大致均等。这样一来，男男女女在挑选对象时就不会太在意对方的经济地位，强壮的体格将被重新提升为关注的焦点，**美女才会再次遍地横行，人种素质因此而得到猛烈提高。

可惜华莱士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理想在一些国家的具体实践效果，权威政府具有强大的力量，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令人发狂，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长时间完全左右人性的地步。

优生学理论在高尔顿的学生皮尔逊(KarlPearson)那里得到了重要发展。皮尔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追随者。这个人对应用数学、统计学和生物统计学等学科都有重大贡献，对历史和人类学研究也很有成就，是一个博学的人。正是他把生物学研究和社会与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应该算是社会生物学的早期开创者之一。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本是好事，不过有时，皮尔逊把他的知识和责任感用错了地方。

皮尔逊对他的师叔达尔文非常崇拜，把达尔文看成是这个世界的救助者，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以新的意义。通过对达尔文的高度肯定，皮尔逊把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而这个新层次是建立在把自然选择直接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基础上的，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只不过皮尔逊的表现形式是优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