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当院长月薪3000元问：您在浙江大学当人文学院院长，作为一名学者，如何担当此角色？金庸：我在浙大的月薪是3000元，是正常的院长的薪水，不教学生，每年上几次大课。

人文学院分文史、哲学、外国哲学、艺术等8个系，本来我是给人文学院上大课，其他学院也来听。

有时候讲课时应该坐800人，却坐了一两千。

别的学校的学生也想来但不能来。

来听课时必须要发票，保安人员不让其他人员进来。

有的同学为了拿到票还要请别人吃饭。

我上大课都是座谈的形式，话题都是学生提出来的。

问：您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担任了4年院长、3年博导，你平时如何带博士生？课程怎样安排？金庸：我有三个博士生，两个女弟子。

有一个山西大学的，有一个清华大学硕士，有一个杭州社会科学院的。

要考我的博士生不容易，把论文要寄过来，三年必须写两篇论文。

要在全国很高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而且是第一流的学术刊物，如读历史要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学文学的就要在《文艺评论》上发表。

如果发表不了就必须多读一年。

我不喜欢以老师的名义与学生合作，你不自信可以让我看，看了给你修改，但要以学生自己的名义去修改。

我招博士生时，全国各地来考的人不少，让我打分比较难，外语必须要60分。

专业的书面考试也必须达到60分。

其中有一个人专业考了六七十分，外语考得59分，我去说情，别人很给我面子，最后那个弟子的外语过关了。

现在每天读书4小时问：人们非常关心您晚年的生活，能否谈谈您的养生秘诀？您喜欢看什么书？金庸：我的养生秘诀是：不忧愁，开心。

我平时喜欢读历史性的书籍，每天读书大概4个小时，我以前做报纸时要上夜班，每天睡得不是很晚，而是很早(风趣地说)，因为是早晨四五点钟才睡觉。

有时下夜班后还要玩一会牌，这是当记者时留下的一个习惯。

现在电视要看，但看得不多，主要是新闻。

最遗憾儿子在美国自杀问：就您的创作生涯或您的人生而言，外人看来非常成功，那您有没有什么遗憾呢？金庸：最让我遗憾的是我的儿子在美国念书时自杀了。

(说到心酸事，金庸一下子感到有些伤感)伤心的事不谈了。

临别时，金庸夫人对本报记者带的一件民族服装感兴趣，不停地问是在哪买的，记者当即把这件衣服赠送给金夫人。

原定的20多分钟采访，因金庸先生谈性大发竟不知不觉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临别时，金庸与记者相约：我们华西都市报见，四川见。

离别时，金庸不停地挥手向记者告别，烟雨中，那个慈祥和蔼的长者的身影让我们心中久久涌动着感动。

记者手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金庸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在杭州隐居，连杭州本地的媒体都感叹，很难见金庸一面，因为他很低调，不愿接受采访。

而我们因为机缘巧合，因大胡子制片人张纪中到四川九寨沟选景与本报结下情谊，他热心地从中牵线，帮我们约好与金庸先生的会面，在采访过程中，他一直陪伴在旁。

对先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儒雅而亲切的长者，态度极好，言谈中偶尔有些小调皮。

问及家庭和情感生活，他总温和地笑着说：这是隐私，我可不可以不答？让人不忍再追问。

有意思的是，见金大侠，就像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充满曲折。

本来约好昨日下午5：00与先生会面，不料刚到杭州的我们，碰上梅雨导致的大塞车，司机又一不小心走错了路，那边，张纪中急得只嚷：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这边，我们心急如焚，担心就此错过与金大侠的约定，频频电话沟通，终于赶在先生离开约定地点之前到达。

但此时，先生又必须赶赴一个早已定好的宴请，我们只有跟在他的车后面一路追击，抢在宴席前采访了15分钟，先生见我们很着急，便和我们约好饭后再聊20分钟。

饿着肚子终于等到先生出来，他很善解人意地耐心回答我们的长篇提问，也许是从四川远道而来的我们，引起了他的谈兴，原定20分钟的访谈，不知不觉竟延长到一个多小时。

说实话，见金大侠之前，我们心里颇有压力，一是觉得他是大家，不太容易接近；二是先生毕竟80多岁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作较长时间的访问。

而一见面，先生的微笑就释放了我们的紧张情绪。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们打招呼，微笑着伸出手，他的手很温暖，握手的刹那，心中从内而外涌出一股暖意。

整个采访过程，先生一直微笑着，那不是客套，而是他发自内心，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笑容，让我们一直感动着。

直到与他分别，他的笑容依然深刻地定格在我们的印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