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唱皮黄戏出身的人，虽然没唱过梆子，但是梆子的嗓音完全是我能驾驭得了的。偏巧，我和剧中的“八百黑”又都是老生的形象，这更加有利于我发挥。

“一部《原乡》，二拨人物，三地场转，四郎探母，五种唱腔”，是我对全剧的概括。前三句我不用解释你们也懂，后两句就体现了《原乡》“戏中戏”的概念。

剧中出现了“京剧”，有清唱的也有收音机里面传来的；有“山西梆子”——是我在福州，那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的河边儿唱的；也有南音——古老的南音从唐朝时便有，是厦门的地方戏；还有台湾的歌仔戏以及江西的地方戏“赣剧”。这五种唱腔的出现也许还让人觉得不那么特别，特别的是，这五种唱腔唱的竟是同一出戏——《四郎探母》。

一出《四郎探母》的若干唱段，通过不同的曲艺形式表现出来，既突出了亲人分隔两地的思念，也蕴藏了情人各自天涯的苦楚。这样写是需要很高的造诣的，表现不好，极易脱节。如果我没有点出，如果你不是搞戏曲研究的人，一般观众很难觉察作者的用意，而这个用意表现得又是那么地贯穿全剧，酣畅淋漓。

戏曲比语言的描述更有力，那是一种声音的放大啊，老兵们的思念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更应该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呼喊啊！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亮点，也是建国六十三年来，其他电视剧中没有出现过的，这是《原乡》播出后，值得戏曲专家们去热议的话题。在这个戏曲濒危的时代，那些提倡“非遗”保护的专家，也许你们的保护止于口号化，浮于表面；而真正的保护，你们没做到的，文贵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我让国立也“自罚了一瓢”

看罢《原乡》方知八百黑的执拗，八百黑冤枉了国立饰演的洪根生两次。一次是他说根生的女儿“爱上了警总的人”；还有一次是他冤枉洪根生出卖了众老兵，那次，他错怪了根生，用水泼了他，然后自觉有愧，为了惩罚自

己的鲁莽，他往自己头上浇了一瓢凉水。

我和国立对戏时常进行探讨，有时探讨得又是那么地激烈。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早已熟识，更是对于影视，我们有着同样的热爱。

我和国立在《宰相刘罗锅》中相识，又在《康熙微服私访记1》中有过进一步合作。那时我是执行导演，后来我们就各自忙碌去了，即便经常在业内碰面，也没有再合作过。第一次和国立对戏，我是紧张的，在我的潜意识里他是大腕；但是年长于他的我也不能跌份啊，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演好这个角色。连着拍戏，我时常感觉肌肉酸痛，出于对这个剧本的喜爱，我要坚持下来，让这部戏更加接近完美。

为了实地取景，我去了厦门、福州、台中、高雄，中途“八百黑”的馒头铺还搬了次家。拍戏的环境是艰苦的，无人居住的荒野里，蚊虫叮咬早已司空见惯，不时钻出的小蛇，有时就潜伏在导演的监视器下。七月南方的伏天热得让人汗流浃背，我反而愿意多罚上自己几瓢。我们这些受党多年教育的老演员，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有的，大家无一怨言地拍戏，可是在戏如何拍摄的问题上，我们却是不断地探讨。

有一场戏是这样的，奚美娟饰演的阿茶在婺源看戏，看的也是《四郎探母》的选段，如果在村落里搭台演京剧，肯定要有一帮观众，外加京剧的服装、搭台等，抛开费用不说，人力物力的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国立本想让阿茶在收音机里收听这出京剧，我一听急了，当时就很激动地说：“你要是这么拍，一点意思都没有！”国立并没有反驳我，可又找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时我大喊：“赣剧是京剧的祖师爷！”赣剧的弋阳腔继承了南北曲的传统，服饰又简单，到南昌就能找两个赣剧演员。事实证明，我的方案效果很好。在这点上，国立自嘲不如我，我也毫不谦虚地说：“洪根生啊，你也自罚了一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