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发现，以上述的公式成立联合体的形式，是用契约将公众和个人紧密联结在一起，每一个参与缔约的个人都可以说是自己对自己做出了约定和承诺，从而形成了一种双重的关系。也就是说，相对于孤立的个体，他们是主权者的成员；而相对于主权者来说，他们又是国家的成员。但在这里却不适用于那条民法上的“任何人都可以不遵守本人对自己订立的规约”。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订约，和对自己只属于其中一部分的全体的订约，二者之间还是相去甚远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每一位臣民都身处上面两种不同的关系之中，公共决议（délibérationpublique）可以要求所有臣民对主权者承担义务，但是反之要求主权者对臣民承担义务却是行不通的。正因如此，假如主权者强制推行一项自己都不能违背的条约，那么便从本质上违背了政治共同体的本性。既然主权者只能作为单一的个体考虑，也就类似于个人不能与自己缔结限制自己的约定。在这种情况下，就看不到有任何一种基本法能约束人民共同体，甚至社会契约也不例外。这样并非意味着，这种共同体不能与外人订约。因为在外人眼里，这种政体已经成了一个简单的存在，一个个人。

然而，生命力根植于契约神圣性的公共政体或主权者，永远不可能强制自身—即使是对于他者—承担有损于最初缔约行为的义务。比如出让自己的某一部分，或归顺于另一个主权者。破坏自身立足的缔约行为，无疑是自取灭亡，最终归于虚妄，再无作为。

一旦一群人如此团结成为一个集体，得罪其中的一分子，便不啻为对整个集体挑衅。如若触犯这个集体，其成员更是不可能不同仇敌忾。这样一来，义务和利益对缔约双方都有同样的约束力，要求双方互相帮助。同样，这些人应当在这样的双重联系之中寻求其所依赖的所有优势。

不过，由个体组成的主权者没有也不能有悖于个体利益的利益诉求。所以说，主权者权力完全没有必要对臣民做出担保，因为这样的整体不可能有意损害全体成员一分一毫的利益，我们下面还会看到，这样的整体也不可能加害于任何一个个体。主权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永远是它所应该是的样子。

可是臣民对于主权者却并非如此。尽管有公共利益，但如果不采取手段确保臣民的忠诚，便完全无法保障臣民履行他们对主权者的承诺和义务。

实际上，作为人，每个个体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意志可以与其作为公民所处社会的公共意志相反或不同。个人利益可以与公共利益完全不同，个人作为天生独立的绝对存在，可能将其对公共事业所应承担的义务视为一种无偿的贡献，为此所避免的对他人的危害要小于自己的贡献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构成国家的精神人格视为理性的存在，因为国家毕竟不是真人，这样的人享受公民的权利却不愿履行臣民的义务，这种不公平发展下去便可能导致共和政体的覆灭。

为使社会公约不至于落为一纸空文，应默许地包含这一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使得任何拒绝服从公共意志的人都成为整体的对立面。这意味着强迫他自由，因为这就是使每位公民都有祖国，从而保证他免于其他人身依附。这种自由是政治机器运转的条件，也是唯一使公民责任（engagementcivil）合法化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些，那就只会有荒谬和暴政，以及恶焰滔天的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