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二字，最早出现于《诗经》中的《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为了躲避戎狄侵扰，他带领族人来到岐山脚下，在水边建立起反抗殷商的根据地，最终推翻了殷商的残暴统治。

《水浒传》的故事也发生在水边，反抗精神却有很大不同。乍看上去，梁山众好汉手刃奸恶、占州县、杀贪官，也做过许多大事，但这些斗争要么为了私仇，要么为了钱粮，要么为了招安搏些筹码，再无更高的追求。直到招安之后征辽平乱为国效力，才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书中角色见面呼“英雄”，拱手称“好汉”，英雄好汉本是稀罕物事，在《水浒传》中却成了最寻常的称呼，是梁山上人人都是好汉，还是好汉的标准降低了呢？回到原著中寻找答案，我们会发现，《水浒传》中判定“好汉”的标准可谓人多嘴杂、各执一词。

武艺高强的是好汉，仗义疏财的是好汉，杀人放火的是好汉，山贼盗匪是好汉，就连拿人心下酒的王矮虎、开黑店谋财害命的张青、斧劈四岁顽童的李逵也是好汉……由此可见，水浒世界的“好汉”和智勇仁义全无干系。这里的“好汉”可以没本事，可以没道德底线，甚至可以无恶不作，只要得到黑道同人的认可，就是好汉！

任何年代都有生存在灰色地带的群体，清明的社会环境下，灰色难以遁形，易变成白色；世道混浊的失序社会中，灰色就会向黑色转变。《水浒传》写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由白而灰，由灰而黑，又绞尽脑汁想褪去这浸透骨髓的黑。

上梁山是为了活着，被招安是为了活得滋润。好汉们自以为找到了乱世的规则：越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就过得越惨。然而，当他们用暴力搏出一线光明后，才发现眼前依旧是死路一条。

《水浒传》一直赞颂和鼓励反抗精神，作者用精妙的行文和高超的语言将“造反者”塑造成读者同情的对象。当林冲经历了含冤发配、野猪林惊魂、风雪山神庙，最后来到梁山时，我们也会为他松口气；当晁盖等人火烧庄园投奔梁山时，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有好的归宿；当梁山被朝廷派兵征讨时，我们希望官兵铩羽而归。为了宣扬“造反有理”，“造反者”甚至创造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如“好汉”“聚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替天行道”等。这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水浒英雄的口号被广泛应用在各支起义军挥舞的大旗上。“大碗酒、大块肉”“兄弟一家”之类的思想，为后世起义军提供了现成的精神源泉，哥老会、大刀会、义和团、太平天国，无不如此。

于是，在造反成为正义一方的前提下，“招安”就成了巨大的反讽。显而易见，当“乱自上作”时，下层阶级若没有掀翻天的力量和改天换日的气魄，注定无所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力秩序是铁铸的牢笼，所谓“招安”，就是自缚双手走入牢笼之中，任人摆布。

难道梁山好汉们甘愿飞蛾扑火吗？当然不是。“水浒”一书，乍看仿佛宿命，细看全是现实，梁山好汉既无法颠覆政权，又不能原地解散，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招安，哪怕北宋末年的社会秩序已经接近崩溃，他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造反不彻底，不如彻底不造反。《水浒传》一书，前半部是造反书，后半部成了投降书。弥足珍贵的反抗精神在招安那一刻烟消云散，一山好汉都成了大宋官员。曾经杀官造反、劫富济贫、快意恩仇的好汉们突然就领了朝廷俸禄，上了无形枷锁，卖了自家性命。

所以说，梁山无好汉，只有愚忠假义者、奔逐名利者、政治投机者、心死遁世者……结果呢，丢了好汉名头，做了朝廷炮灰。作者腹有乾坤、大笔如椽，敢于用全员悲剧揭示主旨，这才使《水浒传》获得了巨大成功。

四大名著中，《西游记》写神仙妖怪，《红楼梦》写富贵名门，《三国演义》写帝王将相，唯独“水浒”不从社会的主导力量下笔，而是以边缘人为主角，这些边缘人就是被主流社会鄙夷摒弃的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