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1938年辗转到达延安，在窑洞里第一次见到简陋的兵工作坊。那个留苏回来的工程师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在这里，你的知识真的能变成打鬼子的武器。”

想起1943年在太行山，他和陈锐第一次合作改造“边区造”手榴弹。陈锐——那个据说从天上掉下来的怪人——居然懂得黑火药的最佳配比和破片预制槽的原理。两人在油灯下争论到半夜，最后用事实证明，新式手榴弹的杀伤半径增加了三米。

想起关秀云。那个泼辣能干的东北姑娘，在威虎山根据地里，总是默默给他留一碗热汤，缝补磨破的衣裳。有次他发高烧，是她守了一夜，用凉毛巾敷额头。她识字不多，却总爱看他画图纸，说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像绣花样子”。

“秀云……”沈弘文嘴唇翕动，无声地吐出两个字。

然后他闭上了眼睛。

不是昏迷，而是极度的疲惫。他能感觉到生命正在从这具残破的身体里流逝，像沙漏里的沙子，无可挽回。

“沈部长！坚持住！”老孙还在给他包扎，但血怎么也止不住。

沈弘文突然又睁开眼睛，眼神异常清明：“孙队长……帮我个忙。”

“你说。”

“我右边口袋……有支钢笔……如果……如果我死了……把它……和笔记本一起……交给陈团长……让他转交给……关秀云同志……”

老孙的手抖了一下，重重点头：“好。”

沈弘文松了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件最重要的事。他重新望向天空，喃喃自语：“可惜了……火箭筒的图纸……还没画完……”

声音渐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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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据点西北角。

最后一座完好的钢筋混凝土地堡，像一颗顽固的钉子，死死钉在八路军进攻路线上。地堡有三层射孔，两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构成无死角的火力网，已经打退了三次冲锋。地堡前的空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二十多具八路军战士的遗体。

“团长，攻不上去！”一营长满脸是血地跑回来，“子弹打在水泥上就是个白点！手榴弹扔过去就被射孔挡出来！除非有直射火炮，否则……”

陈锐趴在一堵断墙后观察。地堡的位置很刁钻，三面都是开阔地，只有东侧有几间破房子，但已经被机枪扫得千疮百孔。强攻确实不行。

“沈部长设计的‘炸药包投射器’呢？”陈锐问。

“带来了！但是距离不够！”技术班长扛着一根粗钢管跑过来——这是沈弘文利用无缝钢管改造的简易抛射器，可以把五公斤重的炸药包抛到一百米外。但地堡在一百五十米开外，而且有射界死角。

陈锐快速计算着。地堡西侧三十米处，有一道半人深的排水沟，如果能顺着沟摸到那个位置，投射距离就够了。但问题是，怎么通过这三十米的开阔地？

“我去。”说话的是技术班长，一个叫李二牛的青年，原是铁匠学徒，跟着沈弘文学了大半年。“沈部长教过我，这种投射器在三十米距离上，能保证精度。”

“你怎么过去？”一营长瞪眼，“那三十米连只兔子都跑不过去！”

李二牛咧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我不跑，我爬。”

他从旁边牺牲战士的身上扒下两件浸透血的棉衣，裹在自己身上，又找了块门板：“这样，子弹打不透。我顶着门板爬过去，最多三分钟。”

“你疯了！重机枪能打穿门板！”

“那就赌他们打不中。”李二牛眼神平静，“沈部长躺在那儿等死，咱们在这儿干看着？团长，下命令吧。”

陈锐看着这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他知道，这一去，十死无生。

但战争就是这样，总需要有人去死，去为活着的人铺路。

“需要几个人配合你。”陈锐说。

“三个，多了没用。”李二牛开始检查投射器，“要两个装填手，一个掩护。掩护的得有挺机枪，吸引火力。”

“我去掩护！”一营长抓起一挺轻机枪。

“不，你指挥部队。”陈锐按住他，转向警卫员小栓，“小栓，把咱们那挺‘鸡脖子’（日军九二式重机枪）架到东侧房子废墟上。我亲自给你当副射手。”

“团长！这太危险！”

“执行命令。”陈锐的声音不容置疑。

五分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