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之后大部分技术层面的讨论都超出了霍伊尔的理解范围。但最终，福勒的团队达成了共识：如果这个能态很特别的话，也有被漏掉的可能。霍伊尔用满怀希望的目光扫过现场的每一张脸，希望有人能和他合作。但福勒摇了摇头，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无法再分心为验证霍伊尔奇异的说法去做实验。“其他人呢？”福勒问道。剩下的人中只有沃德·惠林(WardWhaling)表示愿意。惠林，得克萨斯州人，最近刚从休斯敦的莱斯大学(RiceUniversity)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他转向霍伊尔说：“我来做这个实验，寻找你预测的那种能态。”

霍伊尔在做出这个预测之前，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这一切要从1944年秋天说起，当时还是理论学家的霍伊尔在英国研制作战雷达，他被委派参加11月底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雷达研究会议。当时去美国要冒险横渡大西洋，为躲避致命的U型潜艇[4]，途中要采用迂回曲折的航道。事实上，霍伊尔对此次旅行非常担心。在苏格兰的格里诺克登上“阿奎塔尼亚号”邮船(RMSAquitania)之前，霍伊尔在劳埃德保险公司(Lloyd'sofLondon)投保了人寿保险，他要为妻子芭芭拉(Barbara)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考虑。之后，霍伊尔去约克郡看望了自己的父母，以防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在海上度过乏味的10天后，霍伊尔和10000名归乡的美国士兵平安上岸，到达了新大陆(theNewWorld)。

在从纽约宾夕法尼亚站乘火车南下之前，霍伊尔在街头闲逛。纽约璀璨的灯光和丰富的物资与英国已实施5年的灯火管制和定量配给形成了巨大反差，在颇感意外的霍伊尔眼中，纽约的街道就仿佛“仙境”一般。在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霍伊尔办理了手续并领取了一笔丰厚的津贴。距离雷达研究会议开幕还有3天时间，霍伊尔因此决定北上普林斯顿去看望天文学家亨利·诺里斯·罗素(HenryNorrisRussell)。罗素开创性地对恒星进行了分类，因赫罗图(Hertzprung-Russelldiagram)闻名于世。

霍伊尔对天文学的兴趣是偶然产生的。1938—1939年，他在剑桥大学读书，曾是保罗·狄拉克的学生。故事是这样的：这位量子理论学家不想要学生，霍伊尔也不想要导师，但这对搭档被顽皮的教员开玩笑似的硬是撮合到了一起。尽管狄拉克是出了名的沉默寡言，但还是给了霍伊尔一条有用的建议。在狄拉克看来，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量子革命，基础物理学中所有唾手可得的成果都被别人摘取了。如果霍伊尔想在科学界出人头地，就应该在其他科学领域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因此，霍伊尔决意涉足这两个领域之一：要么是天文学，要么是生物学。一次机缘之下，他幸运地省去了选择的麻烦。在为一个学生社团邀请演讲嘉宾时，他认识了剑桥大学的天文学家雷·利特尔顿(RayLyttleton)。当时，利特尔顿正醉心于一个特殊恒星的问题，这立刻引起了霍伊尔的兴趣，并开始与利特尔顿合作，从而顺理成章地成了天文学家。

霍伊尔与罗素在普林斯顿的会面很顺利。但事实证明，重要的不是会面本身，而是会面能带来些什么。这就好比拼装一幅从各种渠道收集来的信息拼图，只要将散落的碎片拼接完整，就形成了科学成果。

罗素得知，霍伊尔会在华盛顿会议结束后前往加州造访圣迭戈的美国海军总部，于是他便力劝霍伊尔拜访威尔逊山天文台(MountWilsonObservatory)。这座天文台就在洛杉矶北部，罗素甚至还给天文台台长沃尔特·亚当斯(WalterAdams)写了一封引荐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