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接到一份从里雅李科夫工厂发来的电报，请他赶紧过去出诊。从这份冗长的条理不清的电报中，只能看明白一点：一位名叫里雅李科娃太太的女儿，该厂的女继承人生病了。教授本人没有去，他指派自己的主治医生柯罗廖夫代他前往。

柯罗廖夫需要从莫斯科坐火车走出两站地，然后坐马车再走四俄里路。厂里派了一辆三驾马车来车站接他。车夫头戴一顶插孔雀羽毛的帽子，对于所有的问题，他的回答就这么两句：“不是!”“是的!”嗓门很响，操着士兵的腔调。这是一个星期六的黄昏，太阳落山了，成群的工人从工厂里出来，朝车站走去，不断朝柯罗廖夫乘坐的三驾马车鞠躬施礼，黄昏、庄园、两旁的别墅以及白桦树，周遭的宁静气息都让他感到陶醉。在这假日的前夜，那田野、森林和太阳，似乎也准备和这些工人一道休息，也许还一道祈祷。

他是在莫斯科降生和成长的，他不了解农村，不关心工厂，也从没去过那里，但他读过有关工厂的书，也到工厂主家里去做过客，与他们谈过话。当他从远处或近处见到一个什么工厂的时候，他总是会这样想，别看它外表是一派宁静和平的景象，内部却是工厂主无可救药的愚昧和顽固不化的自私，工人们枯燥乏味的有害健康的劳作、争吵、酗酒、灾害。现在当工人们谦恭地、胆怯地给马车让路的时候，他从他们的面孔上、帽子上、步履上发现了他们的肮脏、醉意、焦躁与无助。

马车驶进了工厂大门，工人住的矮房、女人的脸蛋、晾在门廊上的被子和衣衫从两旁掠过。“小心!”车夫喊道，他并没有勒紧马匹。这是个宽敞的院子，寸草不长。院子里有五间带有烟囱的大厂房，彼此相隔一定距离，还有仓库和板棚，棚顶是灰蒙蒙的，像是布满了灰尘。这边和那边像是沙漠中的绿洲似的，点缀着几处小小的花园和工厂员工宿舍的红色和绿色的屋顶。车夫突然勒住了马匹，马车在一个重新用灰漆粉刷过的房子前停了下来，这里有种着丁香花的花圃，花朵上蒙着一层灰尘，台阶上散发着浓重的油漆味。

“请进，医生。”从门廊和前厅传来好几个女人的声音，可是同时也能听到叹息的声音与轻轻的话语声，“请进，我们等得好久了……真是不幸，请从这边走。”

里雅李科娃太太是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穿一身黑色的绸裙，衣袖的式样倒很时髦。但从她的面容看：她很平庸，文化程度也不高。她忧心忡忡地瞧着医生，没有向他伸出手去，她不敢。她身旁站着一位留短发戴夹鼻眼镜的女人，她穿一件很花哨的短上衣，长得清瘦，也不年轻。

女仆称呼她赫里斯季娜·德米特里耶芙娃，柯罗廖夫猜想她是家庭教师。显然，她作为全家最有学问的一个人，受托来接待这位医生。她迫不及待地陈述发病的原因，说得极其琐碎，但就是不说，究竟是谁得了病，得的是什么病。

医生和家庭教师坐着，聊着，而女主人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等着。从谈话中柯罗廖夫了解到：是二十岁的姑娘丽扎病了。她是里雅李科娃太太的独生女、财产继承人。她早就病了，好几位医生给她看过病，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她心跳得厉害，全家都没有睡觉，就怕她死了。

“她从小就多病，”赫里斯季娜·德米特里耶芙娃用一种歌唱般的声调说着，还不时地用手擦拭她的嘴唇，“医生们说她是神经有毛病，但她很小的时候，怕是他们把肺痨病菌传染给了她，我想她这病就是这么得的。”

他们到了病人跟前。她已经完全成年，身材高大，但像她母亲一样不漂亮，眼睛很小，脸的下方却宽大得不合比例。她头发蓬乱，被子盖到下巴。她给柯罗廖夫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个不幸的、出身贫寒的女孩，只是出于怜悯才将她收养在此地，给她遮风挡雨。难以相信，她就是这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您好，我们是来给您治病的。”柯罗廖夫开始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