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巅峰期，巴格达是一座炫丽辉煌的城市。公园、市场、清真寺、公共浴室，还有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使这座城市成为“豪华镀金装饰的、悬挂着华丽挂毯和丝绸锦缎”的殿堂之都。客厅和迎宾室布置得“轻盈雅趣。沙发精致华丽，桌台昂贵无比，室内点缀着成色绝佳的中国花瓶和无数的金银饰品”。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岸边满是宫殿、华亭和花园，都是贵族阶层享受的场所；“河面上有上千只小船，个个插着小旗，跃动在河面上如阳光飞舞，将巴格达城内寻乐的人们从一个景点带往另一个景点”。

热闹的集市、宫廷及民众的富裕程度及购买力，都让这座城市充满魅力。繁荣的景象并不局限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穆斯林的征服行动开辟出延伸至四面八方的贸易通道，将货物、思想和人群都聚集到了一起。对某些人来说，如此大规模的扩张也带来了某种焦虑。公元9世纪40年代，哈里发瓦提克（al-Wāthiq）派出探险队，调查他假想中食人族突破一座城墙的情况，传说这堵城墙是万能的神为抵御野蛮人而建的。探险队在一个叫萨拉姆（Sallām）的顾问带领下，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考察，发回了关于城墙现状的报告。他汇报了城墙维护的所有细节：保护城墙可是件大事，一个值得信赖的家族专门负责日常检查，他们每周用锤子敲击城墙两次，每次敲三下并倾听声响，以确保安全。“如果你把耳朵贴在城门上听见蜂巢般的沉闷声音，”一个人汇报说，“那就说明平安无事。”检查的目的是让可能怀着恶意而来的野蛮人知道：城墙有人看管，谁也别想通过。

有关城墙检查的描述如此生动细致，就连某些历史学家都相信这次城墙调查活动是真实存在的，那堵城墙指的也许就是玉门关——从敦煌以西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事实上，关于世界毁灭者来自东方山脉之外的这种想象，源自《新约》《旧约》和《古兰经》的描述。无论萨拉姆是否真的做过探险旅行，边疆以外的威胁一直都是存在的。世界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秩序和文明均占据上风的雅利安世界；一半是混乱不堪、无法无天、危险异常的图兰（Turan）世界。去过草原地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留下了大量记载，清楚地表明那些生活在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行为古怪，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略显奇巧，但总体来说比较危险。

当时最著名的使者之一叫伊本·法德兰（IbnFa·lān），他曾在10世纪初应伏尔加保加尔人（VolgaBulghār）首领的请求，被派往草原地区解释伊斯兰教义。伊本·法德兰说，该草原部落——他们的领土跨越里海北部伏尔加河（Volga）与卡马河（Kama）交界处——的首领层都已经成了穆斯林，但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了解尚处于入门阶段。伏尔加保加尔人的首领表示愿意建立一座清真寺并进一步学习穆罕默德的启示，但事实很快证明，他只不过是想寻求援助，以对付草原上的其他部落。

相较之下，反倒是北上旅途中的见闻让伊本·法德兰深感困惑、吃惊和恐惧。游牧民族的生活漂泊不定，与巴格达和其他地方的都市文明截然不同。古兹（G··uzz）是伊本·法德兰遇到的第一个部落。“他们住在临时的毡帐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便会重新搭建。”他写道，“他们生活贫困，如同流浪狗。他们不敬神，做事也不求诸理性。”他还说，“他们在大便和小便后并不清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怎么用水，特别是在冬天。”女人不戴面纱。一天傍晚，法德兰一行和几个部落男人坐在一起，其中一人的妻子也来了。“我们说话的时候，她竟当着我们的面在私处抓痒。我们用手遮住脸，私下念着‘上帝保佑’。”她的丈夫只是对这些外来人的大惊小怪报以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