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就和他害怕告诉父母他去见惠子一样。他曾暗示他的母亲——不过是用英语——他有一个日本朋友，可她立马流露出震惊的表情，让他不得不赶快放弃了这个话题。每天都有日本人和菲律宾人来到这里，为了逃避国内的战乱或是为了到美国来挣钱，大多数中国父母对于这些人都漠不关心。有些中国人对他们没有好感，但大都不流露出来。他的父母不一样——他每次出门的时候，他们都要检查他衬衫上的“我是中国人”胸章。父亲的民族自豪，他的护卫之旗，一直膨胀着。

送惠子回家时，礼貌的挥手或是偶尔对她的父母说声“你好”，这已经是亨利能够做到的全部了。他确信父亲有办法发现这一切，所以把自己的造访减少到了最低。可惠子呢，她滔滔不绝地和父母说。关于她的朋友亨利、他的音乐爱好，还有想和他今天共进午餐。

“亨利!”她坐在前面的台阶上，挥着手。早春已经开始展现新生命的迹象，樱花开始绽放——街道被两旁的粉色和白色花朵装点着，空气中终于不光只有海草、咸鱼和平潮的味道了。

“我也可以是中国人。”她嘲弄着他，指着他的胸章，“好耐唔见。”她说的是广东话，是“好久不见”的意思。

“你从哪里学的？”

惠子微笑着说：“我在图书馆查到的。”

“Oaidekiteureshiidesu。”亨利回报了这一句。

他们互相看着，笑着，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是用什么语言来说。这一刻气氛有点尴尬。然后惠子打破了沉默：“我的家人正在市集上买东西。我们和他们会合后一起吃午饭。”

他俩比赛跑过日本市集去和她的父母会合。他让她赢了，这是父亲希望他拥有的风度。当然，亨利并不知道他们要去的是哪里。他跟着她来到一家日本面馆里——这家面馆最近改名为“美国花园”了。

“亨利，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冈部先生穿着灰色的法兰绒裤子，戴着一顶帽子，这让他看上去很像卡里·格兰特[1]。和惠子一样，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地道。

经理让他们坐在了窗边的一张圆桌旁。惠子坐在亨利对面，惠子的母亲给惠子的弟弟找来了一张幼儿座椅。亨利猜他可能只有三四岁。他一直在玩他的黑漆筷子。母亲温和地责备他，告诉他那样做不好。

“谢谢你每天陪惠子走回家，亨利。我们很感谢你这个尽责的朋友。”

亨利不是很确定“尽责”是什么意思，但冈部先生在这么说的同时，给亨利倒了一杯茶，所以他想那一定是赞美之词。亨利双手捧起茶杯，母亲教过他，这是表示尊敬的意思。他想给冈部先生倒茶，但冈部先生转动着大理石的旋转餐台，已经开始自力更生，给自己倒茶了。

“谢谢你们请我来。”亨利真希望自己在英语课上多用点心。十二岁以前，他在家里是不能说英语的。父亲希望他和自己一样，做中国人。现在，一切都反了过来。可他所说的英语，节奏似乎更接近那些来自中国的渔民，而不太像惠子和她的家人所说的流利的英语。

“你戴的胸章真有趣，亨利。”惠子的母亲以一种和蔼的、祖母般的方式观察着，“是从哪里得来的？”

亨利伸出手去，盖住胸章。他本打算在过来的路上把它摘下来的，但一路赛跑到餐馆来，他就把这事给忘了。“是我的父亲给我的。他说，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要戴着它——真丢脸。”

“不，你父亲是对的。他是个非常睿智的人。”冈部先生说。

如果你见到他，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你不应该为自己是什么人而感到羞愧，尤其是现在。”

亨利看看惠子，想知道她认为这场对话怎么样。她只是微笑着，在桌子下踢着他，显然，她在这里可比在学校饭堂自在多了。

“在这里，做自己很容易，在学校就难点儿。”亨利说，“我的意思是，在雷尼尔。”我在说什么？在我自己家里，和家人在一起，做自己都不容易，他想。

冈部先生啜了口茶，提醒亨利喝茶。很清淡，较之亨利的父亲爱喝的黑色乌龙茶有着更微妙和澄澈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