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志纲的研究课题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篇论文：一篇是1984年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的《生活方式中西考》（笔名为：王峙岗）；另一篇则是先后被《光明日报》、《经济学周报》摘发的论文——《传统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对商业的革命性及其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冲击力，曾经写下一个结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它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方法论迷”王志纲注意到了这一实际上是肯定市场经济作用的论断，他运用这一基本方法，针对当时西方生活方式对开放中国的冲击，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成了我们的基本国策。闭关自守的大门打开了，一个复杂纷呈的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两套不相关的生活方式伴随着经济的联姻也走到了一起。西装冲击着中山装；牛仔裤冲击着灯笼裤；快餐冲击着“四盘八碗”；交谊舞走进神圣庄严的会议室；“夜生活”成了青年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一个念叨了几十年的政治术语、政治口号，今天被赋予了活生生的内容，摆在每个人的面前。究竟什么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什么是无资产阶级的呢？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课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王志纲尖锐地提出了下面的命题：丰衣足食，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任何阶级，都不会安贫守穷。贫困，是阶级社会强加于无产阶级的；贫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敌人。追求富裕幸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出发点。可见，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论就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没有根本区别的。资产阶级充分享用现代物质文明赐予他们的果实，无产阶级也有这一要求。若果真要对生活方式划分阶级性的话，那只能从实现这一生活方式的途径和手段去划。即，资产阶级是不劳而获，把自己的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无产阶级是劳而不获，只能承受苦难。他进行了一个大胆的预言：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本来就是形而上学卵翼下并行不悖的一对孪生兄弟，因此，面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冲击，在如何建立新条件下的新生活方式问题上，现实中一定会爆发“国粹派”和“崇洋派”的纷争，这是不足为奇的。王志纲的结论是：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对西方生活方式进行“围、追、堵、截”，而是放开汲取。让人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各自的审美情趣、价值观、消费能力、文化修养去选择，去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科学，终究要战胜愚昧；健康、文明的东西终究要取代腐朽、落后的东西。当时发表在一份发行量极为有限的社科刊物上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多少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关于“西方冲击”的分析与对策，其中闪烁的真知灼见，就是今天读起来也仍然颇具教益，可见，方法论在王志纲的蓄积中已经充满了能量，随时准备迎接现实中重大课题的挑战。

更有意思的是，这篇论文中关于“西方生活方式冲击”的分析，和对于“盲目排外”与“盲目崇外”的批判，在一年多后直接导致了中国新闻媒体的一场冲击波，也使王志纲从此跃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聚光点。

如果说，这一论文尽管发表了，但仍然处于学术“囊锥”之中，并非“脱颖而出”；那么，几乎同时发表的论文即《传统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一文，就如同打了一个猛炮。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正在讨论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的一个课题：传统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乎改革大局的讨论，不少知名学者纷纷发表看法，有人认为是“产品经济”，有人认为是“军事共产主义”，有人则提出“根子在计划经济”，一时争论不休。

王志纲这一无名小辈，从偏远的西北挥笔参加了这一论战，他不畏惧“名人”、“权威”的定论，手持马克思方法论的利器，直捣问题的核心所在：我国僵化模式赖以依存的理论基础，单纯以“自然经济论”或“产品经济论”来解释是难以说清的。实际上，它是“产品经济论”、“自然经济论”、“战时经济论”这三种理论的混合体。三种理论来源不同，但其内容的共同点为：排斥和否定商品经济。正是这一共性，使三种理论具备了可融性。经过辩证的分析论证，他做出了理论概括：决定我国原有僵化体制形成、发展的传统经济观念，从理论上看，是“产品经济论”；从人们的实际理解上看，它衍化为“自然经济论”；从实践上看，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战时经济论”，三位一体，密切相依。三者从不同角度都排斥和否定商品经济。这一共性，构成了连接点，使它们能互相融合。尽管这一畸形“系统”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复杂，来源渠道不一，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产物。

所以，确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属性”，从理论上来说，不仅是对“三论”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对教条主义方法论的突破，是实事求是精神在理论上的体现和确立。这可说是王志纲崇尚“方法论”并倚此把握中国宏观问题的一个重要尝试。此文被《光明日报》选载，权威的《经济学周报》在转载时还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种概括，较为全面，有助于消除导致这种模式的多种因素。”

王志纲的“出鞘之剑”正待继续行动，忽然，来了一个重大转机。尽管在发表论文时，他用的是“王峙岗”这样的笔名，王志纲后来的引路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社长张选国，还是发现了“王志纲”的新突破。

在此之前，王志纲曾把想当新华社记者的考虑和岳父商量。岳父说：“你要真想进新华社，就到一个边远艰苦的地方去干。一是易被接纳，二是可锻炼自己。”王志纲托人把自己的几篇文章交给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社长张选国，没想到张选国亲自到兰州招贤，那篇引起社会科学界广泛关注的论文就是“三顾茅庐”的动因之一。

那时，王志纲正忙于一对双胞胎的尿布清洗工作，且单位已决定派他赴日本研修经济管理，内蒙古分社已决定不去。每天要清洗几十块夹屎带尿的布片，确实令人头疼。王志纲却不动声色、应付自如，原来他发明了一个“尿布清洗科学法”——用一个大桶，装上发酵的洗涤剂，先把几十张尿片扔进去浸泡一个小时，然后一块块铺在水泥板上，用一个水势凶猛的自来水管顺势猛冲，清洗完一涮一烫一晒，居然井井有条。

王志纲还未来得及对这种“先进工作法”进行总结推广，爱才如命的张选国社长再度来到兰州，一日长谈，王志纲已无法推托。“士为知己者死”，他断然拒绝其他**，握住了张选国伸过来的手。

从此，王志纲的人生传奇，又掀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