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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四匠”与“五子登科”

不料到了11月,县里把王荣江等11个“牛鬼蛇神”押到乡下去“劳改”,王家顿时失去了主心骨。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王志纲从此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开始了他四年的“童工”生涯。

王家原来是以父亲为中心的,而今父亲“劳改”,家中仅靠母亲37元的工资养7个人,日子怎么过啊!小小的王志纲也主动挑起了生存的重担。他养过蚕、割过草、挑过煤,尽一切可能创造一点点“经济效益”,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割马草,早上5:00就得起身,干一天才得5角钱,一干就是半年。

挑煤炭,则是在晚上9:00动身,把月亮背在背上,一口气急行军40里路赶到煤场。那时劳动力真是廉价:挑80斤煤才给1元钱。小孩挑不动,只能挑60斤左右。11岁的王志纲挑着沉重的煤筐,又困又乏,常常一边挑一边睡,有时就滚到路边去了。这样,往往被人“收容”,60斤减为50斤,挑十里路,也不过挣几角钱。回家之后全身酸疼,难以入睡。如是,又干了几个月。

有一次,母亲被“流放”农村征粮,留下12元钱让二哥“当家”。那时二哥才12岁半,12元要过3个月,每天只好熬稀粥喝,喝得王志纲眼冒金星、全身无力。小时候家人叫他“洛大胖”,此时只剩干柴一把。有一次,外公托人带信来要弟弟妹妹的粮票(小弟、小妹正在那里避难),而粮票又不在家里,要找妈妈,可妈妈又不知“征粮”到了何处。

结果送“鸡毛信”的使命,就落到了11岁半的王志纲身上。二哥为了送行,让他饱食一顿,吃掉了全家“两天的定量”,然后送他出征。当时他穿着一件母亲的旧棉衣,有的棉花都露在外面。

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小志纲问明了母亲在××区公所的地址,按大人指的路,找准电线杆,沿着电话线路走。从上午8:00一直走到下午5:00,走了40里路,饿得口水直冒。找到公所时,活脱脱一个“小叫花子”,母亲抱着他就哭。他喊着要吃饭,一口气吞下肚3碗半,母亲问他可饱,他的回答令人忍俊不禁:“肚子饱了,嘴巴还饿。”

留守大本营的二哥,当时只剩下5角钱,要管6天,3个孩子,怎么办呢?“红管家”没借一分钱,用2分钱一斤的价钱买了十几斤红薯根子,精打细算地居然也对付过来了。直到小志纲从妈妈那里补充了“粮草”坐汽车回来,他们4个才一块下馆子花5角钱买了4碗饭、1碗红烧肉,平生第一回打了一次“牙祭”。

1968年,王志纲13岁的时候,为了谋生学手艺,被送到40里外的一个工地上学当泥瓦匠。当时云、贵、川正在大搞三线建设,盖房子的泥瓦匠走红。小志纲个子还没有砖堆高,手艺更是摸不着边,一开始只能当下手,搅拌灰浆,搬运砖头,有时运砖的距离长了,就把一堆砖头抱在怀里,踉踉跄跄地来回。有一次,他挑着一担灰砂在脚手架上行走,天寒地冻,一不小心从5层楼上跌了下来,砸在一楼的石柱子上,屁股鲜血淋淋……

晚上,泥瓦匠们睡在附近的粮仓里,全封闭的房子里粉尘飞舞,又有许多老鼠满地乱窜,吓得小志纲蒙着脑袋发抖。

过了半年,14岁的志纲方才取得“学艺”资格,跟着师傅练刀功,抹“清水墙”——在那土墙上抹一层泥,再均匀地涂上灰浆。白灰有腐蚀性,搅拌时间一长,少年的10个嫩手指头都烂了,令人不忍目睹。就这样,包工头还克扣童工的工钱,累死累活干一天,才得8角钱,因为工头要扣下4角,说是抵饭费。可吃的只是豆子盐巴水,两个干辣椒,每天都饿得脸青青的。那年过年,小志纲用积攒下来的12元血汗钱,买了3只鸡,用背篓背着步行40公里,走了一天一夜赶回家。母亲抱着又瘦了一圈的儿子,实在不忍心杀鸡过年。那两只母鸡一只公鸡,可全是孩子的血与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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