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过去采访中见到过的许许多多北方村长、镇长截然不同，珠江三角洲的村长、镇长见过世面，他们不同于过去的农民——从田头到地头、从地头到炕头——就这么几头来回转，活动的范围不超过方圆5公里，知道的东西不外春夏秋冬，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再就是管管村里的婚丧嫁娶，当个司仪。珠江三角洲的干部，他们一年中收到的信，一年中打向国内、国际的长途电话，周游列国在飞机上飞行的时间，在火车上度过的钟点，都超过了内地一个村甚至一个镇的人一辈子的总和，他们的见识、交流都很广。他们不太迷信，不容易被某些东西所吓住，也不太会被某些东西所迷惑。他们能够结合当地的山山水水、结合当地的人缘，来发展当地的商品经济。在这点上有人又不理解了，说“见到绿灯快快走，见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这是不听话的表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说他们恰恰是听话的，他们是小话不听大话听，听的是“十三大”报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句最大的话。

王：讲到内地的封闭状况，这就涉及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不能相比的问题。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其实原来也和北方的农民差不多，顶多只能看到村前村后那么方圆几公里的地方，世世代代在那生息繁衍。为什么两者现在出了这么大的差别呢？不是别的，而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市场的开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专门提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借助于商品经济和产业革命威力的。在短短的一两百年里，它所释放出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总和。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奔走于世界各地，去开发市场。

现在广东很明显就有这种感觉。商品经济的前提首先在于其市场的开发，市场有多大，生产力就有多大。因为企业家搞商品纯粹是为市场而生产，而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为此，他就要走出去。尽管有广东人把北方视为畏途，一提到北方就说生活多么艰苦、多么难以适应，但是为了开拓市场，广东人是比全国哪个地方的人都走得勤、走得远、走得活跃。当这些所谓“农民”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世界的时候，他们所能捕捉到的机会就越多；机会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竞争能力越强；竞争能力越强，企业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越来越有实力，越来越壮大。比起内地那些只活动在方圆5公里内的农民来讲，他们的成功机会要多上十倍、百倍、千倍甚至亿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机会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大批“放鸽仔”、“种田佬”摇身一变，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这是商品经济的威力。只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商品经济，就能使每一个人找到自我，充分释放自己的能量，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

田：过去我们常听说企业日子不好过时，就“厂长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这是很荒唐的。一个小城市有几百家企业，一个中等城市有几千家企业，一个特大城市有几万家企业，而现在珠江三角洲许多市、县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剥离得很清楚的。政府给企业什么样的支持、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服务，都很明确；企业该如何去发展生产、筹措资金、交税，该如何去拓展市场、组织产品、推销产品，这是企业自己的事，市长、县长、镇长一概不过问，这点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