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 汝企和

研讨陈老学术成就的论文已有许多篇，然对陈老在教育方面的建树，尚鲜见有专文论述。刘乃和先生曾指出：“我们的陈垣老校长，从事教育工作达70年，在我校担任校长前后47年，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极少见的。他一生为医学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大中小学教育等多方面都作出过不少贡献。不少史学界著名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多少优秀人才都曾得到过他亲手培育和指导，他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1]然而近年出版的多部颇为优秀的教育史专著中，均未见有论述陈老的教育成就或教育思想的专门章节，更未见有研究陈老对于中国历史文选课之贡献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对老校长教育成就研究甚为匮乏这一现状。本文试图通过剖析陈老创设史学名著选读和历史名著评论这两门课（以下略作“两课”）之事例，来揭示陈老在历史教育方面的一项成果，以及他对中国历史文选课之巨大贡献，并由此管窥其部分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以期借鉴陈老的经验，进一步深化历史文选课的教学改革。

全文分三大部分：一、创设“两课”的时代背景与陈老的主观因素；二、“两课”的内容、授课方法以及对老校长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之管窥；三、两课与陈老思想的深远影响。

一

对于“两课”产生的时代背景，刘乃和先生回忆道：“20世纪20年代初期……过去青年作文写稿都用文言文，五四运动后中等学堂也改为白话课本，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在这种局势下，“陈垣……认为历史系今后更应有专门讲提高阅读文言文能力的课程。因此就提出设置这门新课，他起名为‘史学名著选读’。”“他还认为……历史系学生必须有目录学的知识，因此，不久他又提出设置另一门新课——‘历史名著评论’。”[2]

从主观方面讲，为何不是别人，而是陈老创设了“两课”呢？笔者以为至少有三点原因。其一即刘先生所指出的：“陈垣作为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师，逐渐感到青年们对读古书有了困难。”[3]许多回忆文章都指出：陈老是极富责任心的教师，因此他在当时众多的中国史教师中，敏锐地感觉到历史系学生的文言文需要加强这个问题。

原因之二是陈老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陈老5岁时就“苦读经文”，很早便以《书目答问》为向导遍览群籍[4]，13岁时，“更进而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5]。他从1915年开始研究《四库全书》，“前后断断续续用了十年时间”。[6]因此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陈老在国学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从而深知掌握文言文对历史研究之重要意义；而他自己的学术奠基，就是从目录学开始的，故由他提出开设“两课”绝非偶然。

原因之三是陈老特别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这方面例证甚多，本文仅择其二。例证之一为陈老对当时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课（以下略作“大一国文”）的重视。赵守俨先生指出：在“辅仁（大学）……‘大一国文’是各系一年级学生的主课，这门基础课是由陈校长亲自主持的，自己还教了一班，并为这门课程编选了《论孟一脔》等教材。教授‘大一国文’的教师也是由陈校长自己选定的……年终考试，由陈校长亲自出题……由于老校长抓得紧……效果显著。”这段文字说明：当时身为辅仁校长的陈老，不但将“大一国文”指定为“文理各系共同的必修课程”，而且亲自主持、亲自编教材、亲自教课、亲自选定教师、亲自出考题。上述五个“亲自”及其他方面生动体现出老校长对基础知识教学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