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先言滇事之起因。滇自汉至于唐初，亦为中国郡县地。《新唐书·地理志》：“戎州、姚州及泸州三都督府，所隶诸蛮州九十二，皆无城邑，椎髻皮服。惟来集于都督府，则衣冠如华人焉。天宝末，诸蛮中南诏蛮蒙氏据有其地，旋自立国号大理。”辗转易姓改号，自五代石晋至宋，皆称大理国。宋末，元起北方，当理宗宝佑元年，即元之宪宗三年，灭大理，复为蒙古统地。时蒙古尚未取宋，先有云南。其色目种人，自西域回部移来者至夥。云南回民之多，盖自此始。回汉相仇之事，自来不可胜数。至道光间，汉回互斗，焚杀几无虚日。贺长龄为云贵总督，二十五年十月，永昌府又有回众纠众肆掠之事。迤西道罗天池杀戮永昌回民，指为内应，歼除几尽，回益怀愤报复。长龄以办理不善降调，代以李星沅，稍理其纷，未久调任两江，又代以林则徐。是时梗法为暴者，与其谓为回民，宁谓实由汉民改变，回以被迫而控之官，省不能理，至控之京部。官不庇汉以虐回，提犯鞫讯。而汉民先以毁官署，劫狱囚，搜杀回户，拆桥梗道，抗敌拒捕闻矣；惟亦有回人滋事者。则徐所谓“止问良莠，不问汉回”，自是正办。然粤乱渐炽，贤长官不能久任滇中。汉回相仇，回以种族、宗教之结合，心力易齐；汉以各地之土豪，逞其势力于一地，至回合各地以成众，则声势不相侔矣。于是遂成十九年据地僭号之祸。

僭号之回为杜文秀，以大理为都，久攻始下。其在道光时，则受汉民所欺压，挺身赴京控诉，而为呈首者也，非不奉法之乱民也；后又助林则徐缉获乱党，且有功于平乱者也，此事近罕知者。

金安清撰《林文忠公传》：保山回民滋事，公奏亲临督剿。……中途闻弥渡有警，乃疾趋先击之，一鼓扫**。保山匪徒闻风震慑，公未至，即呈请缚献。公素侦知首要各犯姓氏。别有杜文秀者，机警多智，曾入都控滇事，公抚而遣之。入贼巢，按名就缚，无一人遁。公详列各犯罪状，五雀六燕，悉当罪。即汉民有勾煽附和先事凌激者，亦一一穷治之。中外詟服。

此言缉回犯，以杜文秀为眼目，所得悉当罪。别言汉民有犯法者，所以别于文秀所侦之回。文秀赴京呈控者汉人，若缉汉犯，自不能托之文秀，然则文秀以回人缉回犯，不以同教推诿，其初固深自效于大吏者。但保山之役，罪在地方官过于袒汉，多戮回人，犯法亦以汉人为甚。文秀即为保山事京控，其助官缉犯，当是保山以外案犯。录《国史旧传·林则徐传》。

（道光）二十七年，升云贵总督。时云南汉回互斗垂十数年，焚杀几无虚日。则徐抵云南，适回民丁灿廷赴京叠控保山县汉民沈振达，串谋诬害，劫杀无辜。经地方官提犯鞫讯，汉民遂纠众夺犯，毁官署，劫狱囚，搜杀回户，拆澜沧江桥，道路以梗。永昌镇、道举兵往擒，汉民遂拒捕。二十八年，则徐督兵赴剿，途次闻赵州之弥渡有客回勾结土匪滋事，遂就近移兵剿之，破其栅，殪匪数百，并抚恤受害良民。赵州底定，保山民闻风慑服，缚犯迎师，则徐按其罪重者百数十人，立诛以徇；复乘势搜捕永昌、顺宁、云州、姚州历年拒捕戕官诸匪千余名，置诸法。

据此，知汉回仇杀，在云南历年已久。保山为汉人犯重，他处回犯正多。传言京控者为丁灿廷，据则徐奏议，则丁灿廷与杜文秀皆为迭次控辞呈首。

则徐有饬提永昌京控人证未据报解情形片，内言：“两起回民京控，钦奉谕旨，交臣等审办。其原告丁灿廷等一起，于十月十七日由部咨解到滇。又杜文秀等一起，亦于十一月初三日咨到。”

是两起京控之原告，文秀确居其一也。

则徐又有审明丁灿廷等两次京控折，内言：“十一月内，又准部文，奉旨：‘此次复据云南回民杜文秀等控告匪棍刘书等，挟嫌借端，诬控从逆，致被搜杀抢掠。迨招抚回籍后，又被杀害多命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