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白旗为睿、豫二王所有，尚待下详，此已明正白之为睿王旗矣。细寻其迹，每旗或每牛录，既属某王，即调发由己，不关朝廷，可见太祖所定八固山并立之制难与立国。时经太宗力图改革，祖训不易全翻，其象如此。

阿济格与多尔衮相较，明昧之相距太远。清初以多尔衮入关，即是天佑。至天下稍定，八固山之不能集权中央，又不无因摄政之故。冲主与强藩，形成离立，若英王亦有睿王意识，当睿王之丧，奔赴急难，扶植两白旗，为两旗之人所倚赖，则席摄政之威，挟三旗之力两白、正蓝三旗，其说详下，中立之两红旗不致立异，怀忿之镶蓝旗不敢寻仇，世祖虽欲收权，尚恐大费周折。乃又英王自效驱除，郑王乘机报复，先散四旗之互助，再挟天子以临之。英王既除，睿、豫二王仅有藐孤，登时得祸，一举而空四旗，大权悉归公室，此所谓天相之矣。

正蓝旗亦属睿、豫二王旗下之经过，更当细考。此旗本系三贝勒莽古尔泰所主，天聪六年，已归太宗自将。至顺治八年，当摄政睿王故后，渐发露睿王之罪，及正蓝旗为睿王所有。

《东华录》：“顺治八年二月癸未，初，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等五人出猎归，越数日，谓两黄旗大臣曰：‘摄政王原有复理事端重王、敬谨王亲王之意。’时两黄旗大臣即察见其言动不顺。又端重王谓两黄旗大臣云：‘罗什敬我，过于往日，彼曾召隋孙言：摄政王有复以端重王为亲王之意。顺治六年三月，二王由郡王进亲王，七年二月命理事，八月以事复降郡王。已告知两黄旗大臣矣。’又穆尔泰往视博尔惠病时，博尔惠言：‘摄政王原有复理事两王为亲王之意，我等曾告于两黄旗大臣，今两王已为亲王否？’于是穆尔泰归语额尔德赫，额尔德赫云：‘此言关系甚大，尔既闻之，可告之王。’穆尔泰惧，未以告，而额尔德赫告于敬谨王。王因遇有颁诏事，黎明至朝会处，遂以告端重王，既入朝房，又以告郑亲王。其时端重王同两黄旗相会云：‘此为我辈造衅耳，可诉之郑亲王。’敬谨王云：‘博尔惠所语穆尔泰之言，予先曾告知端重王，入朝房后，又以告知郑亲王矣。’于是二王及两黄旗大臣跪诉于郑亲王。两黄旗大臣言：‘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等，皆有是言，来告我等。既又私谓二王，皆我等两黄旗大臣，迟延其事耳。夫二王乃理事王也，若非二王发伊等之奸，岂不令二王与我等为仇，而伊等得以市其谄媚乎？又前拨正蓝旗隶皇上时，业已以和洛会为满洲固山额真，侍卫顾纳代为护军统领，阿喇善为蒙古固山额真。摄政王言：“予既摄政，侧目于予者甚多，两黄旗大臣侍卫等，人皆信实，予出外欲赖其力，以为予卫，俟归政然后隶于上。”其时曾致一书于贝勒拜尹图，一书于谭泰。此诸王及朝中大臣所共知也。又将无用之巴尔达齐拨于黄旗，而不与正蓝旗，此岂罗什、博尔惠等所不知乎？言知睿王约正蓝旗俟归政后仍隶于上。罗什自恃御前大臣，阴行蛊惑，为欺罔唆构之行，以多尼王归正蓝旗，给多尔博阿格两旗，而分为三旗，其意将奈谁何？当谓其意谁奈之何！今照此分给，是皇上止有一旗，而多尔博反有两旗矣。’于是郑亲王以下，尚书以上，公鞫之。以罗什、博尔惠谓动摇国事，蛊惑人心，欺罔唆构，罪状俱实，应论死，籍其家。”

据此录，当时摄政王已薨，其旗下用事之人，犹以故见传王意，即欲指挥天子之大臣，自成罪状。天子之大臣，亦仅称两黄旗大臣，则以八固山平列，几乎复太祖所定故事矣。端重、敬谨两王，本媚事睿王而得理事及亲王之爵，既降而复，当亦求之于睿王，而得其生前之允许者。至是睿王属人为传睿王意，有惠于两王，而两王见朝局将变，反为举发之人，分其财物。至十六年乃议其谄媚睿王，王死饰为素有嫌怨，分取人口财物之罪。时二王亦已前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