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看来下五旗诸王，将所属旗分佐领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殊属违例。太祖、太宗时，将旗分佐领分与诸王，非包衣佐领可比，欲其抚循之，非令其扰累之也。从前朕之伯叔为诸王时，虽渐失初意，尚未过甚。至朕兄弟辈，所分包衣佐领之人既少，而差役复多，因而不论旗分佐领、包衣佐领，一概令其当差。其余诸王，遂亦从而效之。或有不肖王等，因渔色之故，多毙人命，人所共知。且护卫等尚无不奏而擅行革退之例。如此日流而下，则五旗之人，竟有二主，何以聊生？所关甚大。嗣后仍照旧例，旗分人员，止许用为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或诸王挑取随侍之人，或欲令所属人内在部院衙门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补用王府官职，或令随侍子侄，着列名请旨。将奉旨之处，知会该旗都统等，令都统等覆奏。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如不请旨，断不可也。倘仍有将旗分人员，妄行扰累，令其多供差役，兼管散职，着该旗都统等奏闻。若都统等隐匿瞻徇，一经御史参劾，即将该都统等治罪。特谕。”

世宗拑制诸王至此，较之太祖分付八固山之意，判若天渊。然后来帝所欲拑制之诸王，旗分中人，尚有不顾天威，而效忠本主者，则祖制之约束甚久，旗人固视为纲常大义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以儒家名分之说压之，始无间言。可知儒教之入人久深，过于开国之祖训也。

又：“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老安郡王（太祖八子饶余郡王阿巴泰子岳乐）居心甚属不善，谄附辅政大臣等，又恃伊辈长，种种触忤皇考之处，不可悉述。皇考宽仁，加以容宥。以如此之深恩，而安郡王之诸子，全然不知感戴竭诚，效力行走，马尔浑、京喜、吴尔占等兄弟之中，互相倾轧，恣行钻营，塞恒图又生妄想，冀得王爵，残害骨肉，以致皇考郁闷等事，系众所共知者。安郡王诸子之中，马尔浑尚属安分，其子华启，亦无恶处。上天不佑，将应袭封王爵之人令其绝嗣，因此皇考稍加踌躇审度，而安郡王之子孙，即怨及皇考，以至吴尔占、塞恒图等，屡次形于辞色之间。夫国家恩施，岂可倚恃而强邀乎？今廉亲王以不袭封安郡王之故，钻营谗害，离间宗室，摇动该王属下人等之心。以累世仰受太祖、太宗、世祖、圣祖恩施之旧人，岂肯倚附此辈，以遂其扰乱国家之意？今强欲令袭封安郡王，则朕从容施恩之本意俱不可行矣。将袭封安郡王之本发回，不准承袭。其属下佐领，朕俱撤出，另赐他人。’将由安郡王之属下撤出给与廉亲王、怡亲王之佐领下人等传集，宣旨谕云：‘尔等俱系朕之臣下，国家惟有一主，朕将尔王不准承袭者，其故如此。尔等若知尔王之罪，当即仰遵朕所办理，衷心悦服，竭诚为国效力行走。倘仍顾念旧日属王，违背大义，沽取小忠之名，而蹙额致怨于朕，尔等即将尔王屈抑之处，表白声明具奏。若所陈得理，朕即袭封尔王，并将尔等给回旧属；如谓王本无功，其罪案是实，略无游移，则更有何言？不于奉旨赐给之王处，效力行走，仍顾恋旧主，以廉亲王为尔王属下之婿，钻营行走，朕必诛之。’再将赐给廉亲王之安郡王属下佐领，俱撤出给与怡亲王。并降旨与怡亲王：‘此所给人内，如有为其旧日属主，致怨于朕，及不肯奉尔为主，一心效力行走者，以至形于颜色之间，或有仍瞻顾钻营于其间者，王即奏闻，朕必将伊置之于法。特谕。’”

谕中亦以旗下属人顾恋旧主为效忠，不敢遽以遵守祖训为罪，故有此反复开谕之文。惟其取咎之故，实在廉亲王之欲助安郡王。廉亲王即后来之阿其那，乃安郡王之外孙婿。安郡王功在国史，此忽谓其无功，则挟帝王之势以临之，人亦无敢反驳。要之雍正谕旨，皆支离词费，半由对兄弟有惭德，半由所革除者为祖制，不能不烦琐言之，冀达其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