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谕有云：‘当时伊等见二阿哥废黜，以为伊等奸计之所致，邪党愈加坚固，公然欲仗邪党之力，以东宫之位为可唾手而得，慢无忌惮，竟有敢与皇考相抗之意。此实朝廷之大患，国家之深忧。是以朕即位以来，百凡经理，费尽苦心，乃三年之久，顽邪尚未尽化，风俗尚未丕变。尔等满洲大臣，急宜醒悟。当日世祖章皇帝御极，正在冲龄。睿亲王辅政，大权在握。一日以黄色衣示在廷大臣，问可否衣着，而比时大臣尚力争以为不可。凡满洲耆旧内，此等行事，不可枚举，刚方正直之风，权势所不能夺者，历历可考。当时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后因下五旗之人，与上三旗之人并用，遂染下五旗卑微之习。然从前下五旗之人，虽各有该管之主，而其心亦只知有君上，不知有管主也。何以至于今日，遂苟且卑靡，一至于此。如昨日都统五格，在朕前奏对，尚将获罪削籍之允禟，称之为主。五格乃一无知武夫，此则风俗颓坏，大义不明之故也。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忠诚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苟怀二心，而存游移瞻顾之念，即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岂能容乎？如阿灵阿、鄂伦岱等之奸恶，不明大义，其存心行事，尔等当以为戒。当日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虽遇天潢宗室，未尝不加礼敬，而君臣之大义必明，金石之心肠不渝。朕今日之谆谆训诫不惮反复周详者，无非欲正人心，化风俗，使国家永享升平之福耳。’”

世宗于改革旗制，明明不法祖宗，而偏以法祖为言。又言旗人之祖，如何尊君不尊主，其实乃两黄旗之尊主，其主即君耳。又以世祖初之上三旗为言，世祖之初，何尝定为上三旗？世宗亦含混言之，欺彼旗员，亦不甚明了八十年前故事。至以孔、孟之说相压，其时教化无有二义，无人敢于非圣，遂将太祖违理之制淘汰。中国历代草昧时之陋态，经儒家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此所以帝王奉为万世师也。今特以科学为不及人，以为受儒家之毒。古之儒者，六艺兼赅，若欲令人于学问中，通一二科学以应事，自是多能鄙事之一。若孟子言：“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则何尝不知推步之术，然岂肯仅仅与畴人子弟争一日之短长哉？

至八旗之效用，在清代实亦有得力之处。能将军阀镕化于其中，无立时裁兵之棘手，而使习斗之兵、积悍之将，安插能满其意。用封建之法，而势力甚微，享用却甚可恃。且部曲不必尽散，包容于旗制之中，其世袭皆以佐领为单位，得一部人即编一佐领。其始于女真各部，其后推之蒙古、汉人。至其不足成旗而但能设佐领者，若俄罗斯佐领，若高丽佐领，皆以安其俘获投顺之人。苟非其遗丁自就衰微，清廷实能长守封建之信，故人亦安之。

蒙古之编为八旗也，其太宗为两次征服所得之众：一为喀尔喀部，二为察哈尔部，此皆兵力所取。其不劳兵力而来附者，则与为盟好，谓之藩部，不收编其人，不设官治其土地也。蒙旗人亦较少，满汉军旗每旗五参领，蒙旗每旗止左右二参领。此其大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