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祖即位之年，明裔始亡，遗民无可归向，乃移而属诸隐遁之故明皇子。其时朱三太子实在民间，虽莫能迹其确址，风声自不可尽泯。吴三桂起事之年，京师亦有朱三太子事开始。自是隐约出没，恒挂人口。至康熙三十八年南巡，谒明太祖陵，敕访明后，备古三恪之数，且举元后蒙古之恩礼不替为证，天下未尝不闻而义之，然决无人敢冒死希此荣宠。在朱三太子自身，或真有亡国之恨，光复之愿，则虽屈于无力，亦决不欲出臣清朝；而其他故明疏属，亦莫有入网罗者。则满洲人之深忌华夏故主，诚中形外，人尽喻之，可想见矣。至四十七年乃卒泄漏朱三太子真相，审理既确，卒以假冒诛之，尽杀其子孙，此事余别有述，不备载。夫历代帝裔，得保全者原少，清以为明讨伐叛乱入关，有国亦已六七十年，拟乎杞宋之封，或出由衷之语。夫曹魏代汉而山阳有国，其亡乃在晋永嘉之乱；司马代魏，陈留就封，其卒亦在晋惠太安之初。曹马世称篡窃之凶，犹能容前代之君如此。圣祖不能容明裔，亦胸中自有种族之见，惟恐人望之有归，此则后来排满，亦自种之因也。

圣祖以儒学开一代风气，儒家言：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身修则家齐，然后可以治国平天下。圣祖过举无多，不可谓身不修，然诸皇子之狠戾残贼，太子旋废旋立，既立复废，临朝痛哭，不能救正，至晏驾亦有疑义，复开兄弟相杀之端，此亦人伦之变矣。帝于诸王，纵之太过，教之太疏。始立太子，亦留心为择师保，而为权幸所间，敬礼不终，后遂无正人敢为太子师者，太子亦不复择师。观应诏陈言之董汉臣，当太子有师保时，而以“谕教元良”为说，与“慎简宰执”并举，则太子必有不率教之征象。而为太子师者即汤斌，斌亦言惭对董汉臣，盖有不可显言之故在。其“慎简宰执”一言，侵及明珠、余国柱，阁臣合而仇言者，汤斌为众矢之的，几获重谴。当是时，明珠权倾内外，正人悚息，以倾轧牵及太子之师，无从施教。太子如此，诸王可知。圣祖于训子之事，不列于政治朋党之外，旗下人家视教子之师为教书匠，此风在圣祖时已然，殆亦关外遗传之弊习也。录其事证如下：

《史稿·理密亲王允礽传》：“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丑，圣祖以太皇太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太子方幼，上亲教之读书。六岁就傅，太子以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于十八年为六岁。令张英、李光地为之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二十五年，太子十三岁。上召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领詹事，斌荐起原任直隶大名道耿介为少詹事，辅导太子，介旋以疾辞，逾年斌亦卒。”

蒋氏《东华录》：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叙汤斌奏永禁苏州上方山五通**祠后，即云：“先是廷臣有言：‘辅导皇太子之任，非汤斌不可者。’至是上谕吏部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领宫僚，专资赞导。江宁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筒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久宜援擢大用，风示有位。’”

又：“五月不雨，诏臣工直言得失，灵台郎董汉臣以‘谕教元良，慎筒宰执’奏。御史陶式玉劾汉臣摭拾浮泛之事，夸大其词，请逮系严鞫。下九卿议，有欲重罪汉臣者。寻奉特旨免议。大学士余国柱以汤斌当九卿会议时，有惭对董汉臣之语。传旨诘问，斌奏：‘董汉臣以谕教为言，而臣忝长官僚，动违典礼，负疚实多。’上以词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资性愚昧，前奉纶音，一时惶怖，罔知所措。年来衰病侵寻，愆过丛集，动违典礼，循省自惭，乞赐严加处分，以警溺职。’上因其遮饰，仍不明晰，严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