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因选辑从上古德语录，听政余闲，尝与在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夫古今禅侣，或息影云林，栖迟泉石，或诸方行脚，到处参堂。乃谈空说妙者似粟如麻，而了悟自心者凤毛麟角。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选刻语录既竣，因取王大臣所著述，曾进呈朕览者，择其合作，编为一集，锡名《当今法会》，附刊于后。朕惟如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如杲日在空，有目共睹。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诚于此一直超入，则经纶万有，实为行所无事。朕一日二日万几，诸臣朝夕不懈于位，莫非平治天下之为。而即于此深尝圆顿甘露之味，可知此事之为实际理地，而非狂参及解路所可得而托也，朕居帝王之位，行帝王之事，于通晓宗乘之虚名何有，况此数大臣皆学问渊博公忠方正之君子，一言一行，从无欺妄，又岂肯假此迎合为谄谀小人之事？朕又岂肯默传口授作涂污慧命之端？诚以人果于心性之地，直透根源，则其为利益自他，至大而至普，朕之倦倦于此，固非无谓而然也。卷中言句，所谓“师子只三岁，便能大哮吼”，可以启人弘信，广布正灯。是选之传，或于宗风不无小补。至在内焚修之沙门羽士，亦有同时证入者六人，其所作亦附刊焉。是为序。

法会中又有羽士在内，而历代禅师语录内亦有紫阳真人，竟无宗教门户。《四库书目》亦有《释家》，而世宗御选御制之书竟不收入。尤异者，《宫史》御刻御制之书亦不涉及。外间传刻转惟《释藏》。清之尊用佛教，绝非本心，视宗教为一种作用，不足与大经大法相混。《四库》定自高宗，《宫史》亦乾隆间所修。世宗之舞弄佛教、钳制佛教如彼，高宗之拒外佛教如此。更证以乾隆末年《御制喇嘛说》，则于清代之约束西藏活佛，更可知以政驭教，决不以教妨政之真相矣。《喇嘛说》作于廓尔喀既平之后。廓尔喀与西藏纠葛，引兵侵藏，中国讨之，并声西藏构煽廓尔喀各喇嘛之罪，事定后作此说以谕众也。其说云：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旧作八思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

自注：元世祖初封帕克巴为国师，后复封为大宝法王，并尊之曰帝师。同时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师。其封国师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永乐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间，益不可胜纪。

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

自注：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土克图为灌顶国师。示寂后，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袭，号为国师。

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

自注：黄教之兴，始于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乐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达喇赖嘛，曰班禅喇嘛。达赖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罗伦嘉穆错。世以化身掌黄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错，三世曰索诺木嘉穆错，即明时所称活佛锁南坚错也，四世曰云丹嘉穆错，五世曰阿旺罗卜藏嘉穆错。我朝崇德七年，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遣贡方物。八年，赐书达赖喇嘛及班禅呼土克图，盖仍沿元明旧号。及定鼎后，始颁给敕印，命统领中外黄教焉。

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