澍未受任以前之十年中，淮南只行六纲，淮北尤只行三纲。每年奏销报解，恃有二途：一则全亏帑本七百余万，而以帑利贻患后来纳课之商。一则设豫纳、减纳、帖息名色，寅支卯粮，以数十年后之课，豫亏之于数十年之前，以致旧商累倒，新商裹足。至道光八年、十年间，已无可挪垫，无可借贷，遇报解则库如悬罄，遇开纲则只收空本。澍改章以后，年清年款，又带征还未销印本积欠残课三百数十万。所不得志者，游食于淮鹾之士绅官吏，扬州人家，至有以纸牌绘桃树，另绘一伐树之人，以寓诅咒者。十二年九月，澍奏：“蠹商被革，乾俸全裁，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数百金者俱多怨恨，兼闻扬人相斗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咒，其切齿若此。恐误全局，请易专管为兼管，以顺物情。”宣宗不许。只有避让之语，初无根究之心，足国利民，内省不疚，得行所学，固已幸矣。

黄河夺淮数百年，淤垫已甚，至道光间岌岌不可终日，士大夫以筹河为急务。河底已高于平地逾丈，赖堤以夹之，行全河于人家屋脊之上，断无可以安心之理。于是议者争言改河。或谓堤外筑堤，再成一河身，而以原有之河身为堤之一面。或谓引入六塘河，使改道入海。事皆窒碍难行，徒有议论驳辩而已。至咸丰五年，河决兰阳铜瓦厢，夺大清河入海，始听其自然改道。当道光间，所争议而得行者，惟筑坝改用石为用砖，事易实验，然且勘驳停废，争而后复。其实用石拥堤，亦起于嘉庆之末，而行于道光之初。初用石时，亦多异议，既用石十余年，议者亦以石为便，而反对砖。总之，胥侩既成之窟穴，把持者多，工程之学不明，有精心任事之河臣，则以经验而得善法，中枢无定识，往往易于动摇。略志之，以见科学未明时河工之程度。

禹之治水，水由地中行，地面高于水，以地域水，所谓堤工，不过使地不刷入水中致有淤垫而已。其时即有护堤之法，大约堤内隔若干距离，置一当水之物，使水不直冲堤土，盖视水之流向，而定其有可当之冲，则为之布置当冲之物也。旧法束柴秸为之，其形如扫，遂名之曰埽。嘉庆末，黎世序督江南河道，以柴秸值昂费糜，于长河埽工挺险处所兼以碎石填护，埽遂无失，秸值亦平，遂奏减值十之一。又奏御黄、束清两坝，址过深，请积石基之，俱有效。而胥侩侧目，异议蜂起。世序言：“昔贾让策言：‘为石堤五。’师古云：‘聚石堤旁冲要之处，激去其水。’《水经注》载王诲言：‘大河以竹笼石、苇葺土为遏，坏败无已。请疏山采石，迭以为障。’工防宜石，古籍显著。”为固工节帑计，遂于道光元年，与总督孙玉庭合奏，略云：“徐城旧有护堤碎石，即滨山工埽，亦以填护璋御湍溜，碎石既利于徐，于长河宜无不利。夫河防平时恃埽，水盛没滩始恃堤，至河流纡曲，溜势逼堤，则又恃埽卫堤。埽坝专用柴秸，即坚实亦易朽腐，每岁拆旧使新，费倍力殚。自间埽填石，上下均倚为固。且埽斗立，易激水怒，故埽前淘深或四五丈，或六七丈，石则迤下，高一而坡二之，水遇坦坡，即游缓无湍激。又膏以河泥，凝致巩固。故有石之埽，恒少蛰陷；其上下无石之埽即朽塌，补筑亦易为力。难者谓石数冲击，渐入中深，恒病梗阏。不知南北堤相距千余丈不等，至狭率七八百丈，河流经者不过二三百丈，余尽滩淤旁溜，迁徙靡常，攻塌南堤，则北堤生滩，逼扼此堤，则彼堤沙涌，埽石既不患攻塌，则溜且去而刷滩。夫以广千丈之河，岂惧此十余丈之埽石，且河中深率一二丈，独埽前溜激，始锼啮至四五丈，中深不及埽前之半，石既沉重，偎护埽前，庸能舍此之下而就彼之高哉？”奏入，得旨：“岁行之为例。”时议始息。此河工用石护堤之一争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