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又言：“至其屯田一事，与修边御苗错举，皆于十年蒇事。其始不无广占民田，以权利害轻重。及事定民争复业，屡有讼言，于是议者人异词。今独载鼐上巡抚高杞书曰：‘防边之道，兵民相辅。兵卫民，民实屯。有村堡以资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维，迩者贵州巡抚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请陈利害情形而效其说。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其营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师后，苗云扰波溃如故。维时鼐竭心筹之，无出碉堡为上，遂募丁壮子弟数千，以与匪苗从事。来痛击，去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而后苗锐挫望绝，薪烬焰熄，堤塞水止。然湖南寅、卯二载，乾隆五十九及六十两年。用兵以来，苗乱奏报以六十年正月为始，湖南本省用兵乃先一年已起。已糜帑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而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虞，则目图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战，所以招亡拯患于始也。均田屯丁，自养自卫，所以一劳永佚于终也。相其距苗远近，碉堡疏密，为田亩多少。凤凰厅堡八百，需丁四千轮守，并留千人备战，共需田三万余亩。乾州厅碉堡九十余，守丁八百，屯田三千余亩。保靖县碉堡四千余，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余亩。古丈坪厅苗驯，止设碉堡十余，守丁百，屯田五百余亩。永绥厅新建碉堡百余，留勇丁二千，亦屯田万余亩。而后边无余隙，各环苗境以成圈围之势，峻国防，省国计也。异族逼处，非碉堡无以固，碉堡非勇兵无以守，勇丁非田亩无以赡。在边民濒近锋镝，固愿割世业而保身家；即后路同资屏藩，亦乐损有余以补不足。此所以谓之均田，始本民愿，后有讼言，不为主者罪。况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则其亲族，而距边稍远者，则仍佃本户输租，视古来屯戍，以客卒土民杂处者，势燕、越矣。与其一旦散数千骁健无业子弟，流为盗贼，为无赖，何如收驾轻就熟之用，而不费大帑一钱。稽之古效则如彼，筹之今势则如此，惟执事裁之。’其坚持定议者大指盖如此也。”

以上为善后之根本。高杞任湖南巡抚，在嘉庆七年至八年，时办屯已有效。以丁御苗，以屯养丁，兴屯之田，视需丁之数而定，均之于民户，而计其所养之丁，仍为各户子弟亲族。又有但输屯租，不以田别授者。后来首祸已弭，民思故业，不免兴讼，遂于鼐有间言。当其初不费国家给养，而得节制精劲之兵，功成之后，民有缺望，国家当设法代弥之，而反为任事者之谤议，较之福康安之泥沙帑项，师亦无功，徒得封拜，何可比也。

《传》又言：“积久制益密，田益辟，则又有出前议外者。于是垦沿边隙地二万亩，曰官垦田。又赎苗质民田万余亩，曰官赎田。以补助折耗，以廪赏，以葺缮，以赒恤，百务并举。而苗占田三万五千余亩，亦以兵勒田，别屯苗兵五千。其苗弁复自呈七千余亩为经费。以苗养苗，即以苗制苗。于五年陈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陈经久八事，十二年复陈未尽七事。大抵其经费田，皆佃租变价者，其屯丁田，则附碉躬耕者。其训练与农隙讲武，则屯守备掌之，以辖于兵备道者。使兵、农为一以相卫；民、苗为二以相安。故约官与兵民曰：‘无擅入苗砦，毋擅役苗夫。’约苗曰：‘毋巫鬼椎牛群饮以靡财，毋挟枪矛寻睚毗以酿衅。’则永永不穷且变，遂同学校同考试，呜呼，其亦善深长思矣。”

以上为真善后。《先正事略》又详之云：“又以诗书礼乐，化其獉狉之气，请将乾、凤、永、保四厅县，编立边字号，广乡试中额一名，苗生编立苗字号，外加中额一名。苗民益感奋。”李元度亦湘人，故《事略》亦得其详，然大致用魏氏说，稍补苴耳。当时收拾人心，以科举为最有力，新疆于清末行科举数次，遂与满、蒙、藏情态迥殊，苗疆善后，至此而攻其心矣。

《传》又言：“雍正间，张尚书广泗改黔、粤苗归流，设九卫军屯法，盖以经略督抚之权行之，故帖帖无异议。鼐区区守土吏，未领县官斗粮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即已幸，徒自奋于龃龉拮据中，盖独为其难。即其始欲不借屯以养丁，继不长屯以安乌合数千众，其可得乎？后之君子设身以处之。综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务竣，入觐，诏加按察使衔。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吁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边人思。鼐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给，门一木匦，诉者投满其中，夜归倒出阅之，黎明升堂剖决尽。兵民以专至，直至榻前，及为按察使，一如同知时，下无壅情，故事无不举。十五年，兼权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十六年，复入觐，天子方将擢鼐巡抚湖南，而六月卒于官。事闻震悼，赠巡抚，赐祭葬，敕祀名宦祠，并许苗疆专祠。呜呼！捍大灾，御大患，有大功德于民者矣。鼐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状。嗣兵备道者桐城姚兴洁，招源纂《屯防志》《凤凰厅志》。志例当有传，乃传。”

以上略举兴屯之与所凭借，为三省安边，民得苏息。不当以事后之浮议为据。以平苗之人，而留苗疆去思，苗人德之如此。立苗疆专祠，较之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等祠，纯出于君主恩私者，其荣辱何如也！嗣子端弼幼，清《国史》作四岁。四岁嗣子主鼐后，故无碑状，则本无谀墓之文。魏源修《屯防志》及《凤凰厅志》，皆鼐立功所在，而屯防尤由鼐而成，《志》当有传故为传，更非有傅氏后人请托之，此诚地方人士之公论矣。

《啸亭杂录》谓：“福文襄王惑于幕客言，欲养贼自重，以邀封拜，乃顿兵不进，与川督和公琳日夜饮酒听乐。苗匪因玩视王师，煽惑勾连者日众，加以山岩险阻，我兵不能寸进。又有不肖将士兴言以价赎地，苗益肆无忌惮，日相焚掠。二公受瘴相继死。傅厚庵鼐，浙江人，以吏掾仕湖南，习知苗中情形，文襄王倚重之，明参政亮因荐公为凤凰厅同知。公受命时，乾州、凤凰各厅苗民出没，居民逃窜，公翦荆棘，招逃亡，团练乡勇数月，曰可以用命，因率兵攻苗寨。苗目笑曰：‘往时宿将如福王者，尚不敢撄吾锋，藐尔微员，何足污吾刃！’转战数旬，苗大败奔还其寨，公围之，苗民请降，公与之约曰：‘嗣后有阑入汉界者，檄诛不贷。’苗稽首惟命。公乃抚之曰：‘叛吾仇，降即吾子，忍不抚育耶？’苗民益感激。公在任十年，苗民无敢出寨滋事者。天子喜，擢公按察使。”

昭梿以宗室亲王，于福康安亦作此语，然其曰“养贼自重邀封拜”，则无是理。封拜则已封拜矣，又何用养苗民自重为？若不死，则久顿兵，必且无以见天下，其不进乃计无复之耳。

乾隆间辟新疆二万里，自是事实，然纯由天予，将帅无足称。余所谓“十全武功”，亦自乘富强之势耳。至征苗而亦于太上训政时告蒇，务与十全之语相配。其后十年，傅鼐成功，然后知平苗有表里二役。鼐之真实事迹为清代武事之足训于后世者，不可不知其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