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郭沫若在开幕词中认为毛泽东的《讲话》“一直是普遍而妥当的真理”，并且“明朗地表示”要“把这一普遍而妥当的真理作为我们今后的文艺运动的总指标”[4]。周扬的报告说得更加明确：“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5]于是，“大会宣言”便指出：“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6]在这样的基本方针明确之后，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深入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旧文艺的改造以及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方面的具体政策便都有了相当具体的规定。
大会产生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和周扬为副主席。成立了中国文联所属的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美术、舞蹈等方面的文艺团体。[7]
第一次文代会建立起来的由各种团体所组成的文艺体制一直延续至今。这些团体名义上是“群众团体”的性质，但在实际上，它的任务却是与“政权机构里面的文艺部门”一样并且与后者紧密配合，“安排”和管理全国的文艺工作。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在谈及此点时曾向大会指出：将要成立的新的国家政府机构中，“也要有文艺部门的组织。这种文艺部门的组织，那就要依靠我们上面说的那些群众团体来支持”，“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机构里面的文艺部门，也需要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来积极参加工作”；“文艺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众团体方面也好，我们都要来有计划地安排。这就靠你们将要推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来安排这些事情”[8]。
周恩来等人的报告中强调，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意味着来自不同方面的文学艺术界人士的“大团结，大会师”。“团结”“会师”也是会议文件所屡屡强调的会议主题。但是，这种“团结”与“会师”，却有着相当明确的前提条件。关于这一点，周恩来的政治报告指出：“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这样一种情形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都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9]这里的“旗帜”与“方向”，显然是“团结”与“会师”的前提与基础。
实际上，在政治报告所说的“情形”之外，还有着另外两个方面的“情形”。
一方面，第一次文代会“团结的局面”虽然很“宽广”，但也有突出的排异性。很多在现代文学史上极有成就的作家被排斥在外。1948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已胜券在握时，为了强化其对文艺的领导，在香港创办了一份在当时震动文坛的刊物——《大众文艺丛刊》，这一刊物的主要作者，均是在当时或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或中央政府主管文艺工作的文化官员，如冯乃超、胡绳、林默涵、夏衍、郭沫若、茅盾等人。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是，《大众文艺丛刊》所发表的文章不仅有体现了中共文化意志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10]，更有基于这样的意见所展开的对于不少作家的批判。《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所刊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以一种粗暴的方式，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等人的创作指斥为“反动文艺”，挖苦他们是“桃红色”“蓝色”和“黑色”的作家。果然，第一次文代会多达七八百人的代表当中，没有了沈从文、朱光潜、萧军、端木蕻良和冯文炳这样的作家。郭沫若在文代会作总报告的时候，甚至多次点名指斥萧军。[11]这种依托于政治力量，尤其是大一统的政权力量对作家的排斥，不仅明显侵犯了文学的尊严，其对作家的精神生命与创作生命的损害，无疑也相当严重。[12]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文学体制的内部，也有着相当明显的等级关系。来自于“老解放区”的作家在精神与思想上分明要比那些来自于当时的“新解放区”（即原“国统区”）的作家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前者在1949年以前的文学实践被周扬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题加以总结，被认为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自然也就代表了未来文艺的发展方向；而茅盾的报告却对后者的文学实践在较为谨慎地肯定成就的同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依循着这样的姿态，很多作家如曹禺、陈学昭和杨晦等人，都在会上作了相应的反思与表态。[13]1950年，《文艺报》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专门发表了社论《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倡导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自我反思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1951年，开明书店陆续出版了24位中国现代作家的选集，茅盾、巴金、曹禺和张天翼等作家纷纷在各自选集的“自序”中对于既往的文学实践进行了自我否定与自我检讨。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起点”，第一次文代会及其所明确的文艺政策和建立的文学体制，为中国大陆文学此后几十年的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