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五四文学所体现的现代化追求，其中重要内容就是作家独立人格的建立与作家创作主体性的发挥。工具论与政治化显然与这一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而从“民族化”派生出来的“大众化”这一口号，它在实施的过程中剥夺了作家的独立人格与创作个性。社会主义被歪曲成“平均贫困”，“大众化”则成了损高就低、精神“平均贫困”的必由之路。“大众化”在事实上成了对启蒙的颠覆。启蒙的要义就是“立人”。在鲁迅的启蒙思想中，“立人”是立国之根本。他说：“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0]鲁迅从“人国”与“沙聚之邦”的对比来谈人的个性解放与人格建设问题，用意颇深。“人国”就是“现代国家”的同义语，“人国”中的人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是自由、平等的公民；“沙聚之邦”里的众人则是未经个性解放与人格建设的“前现代”的愚众，是皇权统治下的奴隶，有如一盘散沙。只有“人国”才能立足于世界，而“沙聚之邦”则只能永远落后，永远任人宰割。西方individualism（个性主义，又译个人主义）一直被中国人误读与曲解。1907年鲁迅指出：“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11]在我国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百年斗争中，由于封建传统文化贬抑个性的余势犹在，也由于阶级或民族的斗争使政治压倒了一切，再加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的流行，鲁迅所说的这种对个性主义的“迷误”一直延续了下来。一提“个人”“个性”，就招来“害人利己”之责难。延安整风，也主要是批判作家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其“危害”提高到“亡国亡党”的可怕程度。周扬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明确提出：“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在“**”中，主流话语又以强大的政治压力叫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人的现代化所要求的个性解放与人格建设便在这样的思潮下被取消了。事实上，没有健康的个性为基础，所谓“集体主义”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奴性而已，而奴隶只能集成“沙聚之邦”，并不能建成“人国”。可想而知，以这样的方针指导作家去进行“思想改造”，叫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去接受“工农兵”的教育，从而写出“大众化”的作品，其结果只能是启蒙精神的彻底颠倒，“反智主义”大为盛行，作家的个性和创作的主体性被彻底消灭。巴金说，他在“**”中是一个“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我不是我自己”[12]。即使在“十七年”，作家主体性的丧失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这样一批在“现代”时期曾有过卓著贡献的大作家，在“当代”时期却拿不出能与过去相媲美的作品来，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创作主体性的衰竭。巴金说自己“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13]。曹禺晚年颇为感慨地说：“现在是束缚太多了……不知怎么搞的，就使作家陷入圈圈里边”；“满脑袋都是马列主义概念，怎么脑袋就是转动不起来呢？”[14]显然，文学工具化、政治化以及作家被“左”倾教条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其创作生命的被扼杀。其实有一些没有感到这种苦闷的“新作家”，也同样存在着创作主体性衰微的问题，只是他们做了某种政治的附庸而不自知而已。“十七年”和“**”中那些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伪文学就是证明。即使某些反映了一定生活真实、具有一些审美价值的作品，也普遍烙有工具论、政治化的印痕，作家的主体精神为了迎合某些“原则”与“现实斗争的需要”不得不退居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