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小说文体形式上仍然采用“评书体”，这是一种既不同于新小说又有别于传统评书和古典小说的、为赵树理所独创的小说文体，它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客观叙述，情节结构全部单线推进，从而保证了故事的连贯性。为了追求故事的生动有趣，除了情节的曲折外，赵树理小说还十分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

作为乡土小说重要因素的“风景画”，在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中基本上消失了。在他笔下出现的只是地形地貌及其他种种实物的描写，难得出现的几处农村景致也不过是满目的稻麦菜蔬，遍地的牛羊牲畜，乡土生活在赵树理的本文中既不见孙犁式的文人诗意情怀，亦无柳青、浩然式的高亢的乌托邦画卷，他所表现的是实实在在的、土里土气的农村本色。

早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时期，赵树理创作的广泛影响及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山西地方色彩，就使得当时同在山西的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纷纷效仿，这批人在50年代中期以《火花》杂志为主要园地汇集在一起，并不断创作出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趣味上比较趋同，所以文学批评界曾一度以文学流派视之，将这一创作群体命名为“山药蛋派”（因为山西盛产山药蛋）或者“火花派”。马烽和西戎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家。

马烽（1922—2004），原名马书铭，山西孝义人。20世纪40年代曾与西戎合著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50年代后期主要创作有短篇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一架弹花机》《三年早知道》等。代表作《我的第一个上级》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外表古怪让人难以接近，但熟悉业务、懂得技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水利局田副局长的形象，这一新颖的形象在当时受到广泛的好评。

西戎（1922—2001），原名席诚正，山西蒲县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作品有《赖大嫂》《宋老大进城》《终身大事》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赖大嫂》，写一个自私自利的农村妇女赖大嫂的养猪史。小说一发表就引起非议，被认为是写“中间人物”的“标本”。这种非议的确“事出有因”。赖大嫂之所以不好好响应号召养猪，不仅是因为会打小算盘，更重要的是她不相信队长“自喂自养，收入归己”的承诺。虽然小说最后写了她的转变，但她依然心有余悸。从中不难看出经过“大跃进”后，农民对“美好生活”承诺的疑虑。尽管这样一种隐含意义并不出自作者写作的初衷，但由于所采用的写实手法，所写的又是熟悉的农村生活，而文学形象又总是大于思想，出现这样的一种“隐含意义”是顺理成章的事。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宋老大进城》中，这篇小说本来是想借爱夸口的农民宋老大之口来歌颂现实，但由于人物在作品中的种种浮夸的表演，恰恰构成了对当时现实的绝妙讽刺。

李束为（1918—1994），原名束学礼，山东东平人。主要作品有《好人田木瓜》《于得水的饭碗》《老长工》等。

孙谦（1920—1996），山西文水人。主要作品有《奇异的离婚故事》《伤疤的故事》等。

胡正（1924—2011），原名胡振邦，山西灵石人。主要作品有《七月的庙会》《两个巧媳妇》以及长篇小说《汾水长流》等。

这一创作群体的作家，大都来自山西农村，有长期的农村生活、工作的经历，对农村与农民的熟悉，使他们的作品普遍具有较强的乡土生活气息和山西地方色彩，这也是他们刻意模仿赵树理风格的结果。但由于他们之间大多数人文化底蕴单薄贫瘠，所受的文化熏陶局限于俗文化、民间文化（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赵树理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在艺术表现上往往显得缺乏韵味，在文学观念上大都具有用文学讴歌现实、配合形势、服务中心的强烈的功用意识，故而其作品多带有浅白、直露的政治宣教色彩。尽管他们的小说比当时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更多一些可读性与泥土气，但是毕竟都无法与赵树理相提并论。

文学流派的形成，其基本前提是有一个创作自由、思想多元的文化氛围，一个有着共同美学趣味或文化宗旨且允许有不同创作个性的客观环境。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显然不存在文学流派得以形成的前提。如果从这一点看，“荷花淀派”也好，“山药蛋派”也好，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