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上的主题先行，归根结底是赋予政治理念入侵文学以合理性，保证政治运动的主题毫无障碍地通过文学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一原则下，阶级斗争不仅成为最重要的主题，还成为许多小说和“样板戏”等的情节发展的动力。可以说这些内容贫乏、艺术粗糙的文艺作品实际上只是演绎了越来越紧张的阶级斗争的理念，将夸张和虚拟的阶级斗争主题细节化、形象化，来制造一种硝烟弥漫的氛围。这种政治主题追求，以及这种虚拟的阶级斗争的矛盾冲突，显示着“样板戏”的结构方式对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其他体裁的严重影响。阶级斗争的主题背后是日常生活场景的消失，生活的丰富性为阶级斗争理论教条所淹没，文学创作单一化、非人化、模式化，步入极其荒谬的境地。“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成为根本任务，文学作品中为阶级斗争冲锋陷阵的工农兵形象具有特殊的政治寓意。工农兵形象上升为绝对地位，其中，由于部队文艺地位的上升，部队英雄成为这一时期尤其重要的文学形象。工农兵英雄往往作为“纯粹的人”被赋予自我牺牲、大公无私的道德净化的意义。“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被认为是英雄成长的最重要的原因。毛泽东著作成为阶级斗争的工作指南，学习毛泽东著作直接成为许多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情节。雷锋、欧阳海以及“样板戏”等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无不将毛泽东思想当作至高无上的思想准则，他们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努力学习、宣传和实践着毛泽东思想，正是毛泽东思想造就了这些英雄人物，也正是这些英雄人物确证了毛泽东思想的至高无上的正确性。英雄人物的高大完美和越来越类型化，成为造神文艺的普遍特点，这些眼里只有阶级斗争，没有七情六欲的清教徒式的完人，一言一行都呈现出“**”政治所需要的品质。杨子荣、李玉和、萧长春等较此前的英雄人物形象更加纯洁、高大，具有高度的纪律性、英勇的战斗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这一段时期许多作品的修改都是围绕着更加集中地突出主要人物来进行的，作家们也是服从现实斗争的形势和要求而不是凭着个人兴趣来修改。[2]

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思维，将文学带进死胡同。“三结合”的荒唐方式，在实际创作过程中注定要捉襟见肘，真正的艺术探索空间完全丧失。即使抛开政治因素不谈，这时期许多作品在总体上都给人失真和虚假的感觉。《艳阳天》《欧阳海之歌》等作品在当时被认为反映了“生活本质”。其实这里生活的概念已发生变化，“生活本质”已经远离生活自身，它其实就是据以想象两条路线斗争场景的阶级斗争理念。或者说，“生活本质”就是作家“找米下锅”的锅，反映“生活本质”就是图解某种现成的政治理念，这在“**”中被概括成“表象（事物的直接映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创造的形象）”[3]，这一公式实际上就是以政治理念为中介，将丰富复杂的生活改造和简化成二元对立的政治斗争生活。“三突出”的“突出”也是以这种“生活本质”和“概念”为中介完成的。

在阶级斗争主题指导下，这段时期的作品还普遍存在着“忆苦思甜”的模式。“忆苦”为阶级斗争确立合法性，“思甜”则为个人崇拜确立合法性。回顾过去、歌颂现在、展望未来成为这类作品共有的“三段式”结构模式。同时，为使文学成为现实工作的意识形态指南，在人物设置、情节发展、斗争方法等方面努力与政治一一对位。表现在农村题材叙事作品中，总是围绕着党的书记、生产队长（或乡长）、贫苦农民、暗藏敌人这几种人物设置情节。而这些形象内涵和他们的矛盾方式都有具体的先验定位，一般不可逾越。针对《海港》《龙江颂》这样的“样板戏”，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一个女书记，站在高坡上，手捧红宝书，抬手指方向。敌人搞破坏，队长上了当。支书抓斗争，面貌就变样。群众齐拥护，队长泪汪汪。敌人揪出来，戏儿收了场。”这生动形象地表明了即使是普通观众也对“样板戏”的模式化有着强烈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