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的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都是描写青年生活和思想斗争的作品，立意在“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原先在剧中并没有强化阶级斗争的观点，在后来不断修改的过程中逐渐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千万不要忘记》原来是一个轻快的喜剧，剧名叫《祝你健康》，后来不仅戏剧内容上了“阶级斗争”之纲，剧名也改成了当年最为流行的政治口号。

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日益“左”倾极端化，“人”，这个艺术的表现对象逐渐被“国家”“阶级”“集体”“未来”等政治学、社会学概念赶出了舞台和银幕。在上述作品中，人的正当要求，例如对**、成就、好的工作与生活的向往，总是被处理成对集体事业和革命精神的损害、被阶级敌人钻空子的缺陷。“政治教育戏”不仅扼杀了剧中人物的“人”性，也参与了对于观众的人性、个性、理性的扼杀。然而，被“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幻觉狂热地政治化、极端化的社会，很快便不再满足于这类政治教育剧。为了满足创造全新的“无产阶级”文艺的勃勃野心和进一步消除“人”在艺术中的存在、强化非“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目的，江青等人树立了八部“革命样板戏”，并且在事实上停止了全国一切其他的戏剧、电影创作活动，代之以一场“样板戏”普及运动。

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首次把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八部作品并称为“样板”。此后出现的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等剧作也被称为“样板戏”。这些戏剧作品的情节、人物均非原创。如《红灯记》最初由沪剧根据电影故事片《自有后来人》（长春电影制片厂，1962）改编；《沙家浜》的前身为根据革命回忆录编写的沪剧《芦**火种》；《海港》来自淮剧《海港的早晨》；《智取威虎山》根据小说《林海雪原》并参考同名话剧改编；《龙江颂》《杜鹃山》均源自同名话剧；《平原作战》则融描写抗日游击战的多部电影、小说于一身。这些剧作在被“样板”化的过程中，原有的或多或少的人的真情实感和生活真实性被最大限度地消解了，其中的党性、阶级性则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红灯记》原作中，主人公李玉和偷酒喝，爱跟女儿开玩笑，临刑时跪拜母亲，说“妈！儿子不能给您养老送终了”。“样板”化以后这些来自人之常情的细节描写均被删除，换上一句“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芦**火种》原以地下工作者阿庆嫂为主角，后根据毛泽东突出武装斗争的意见，把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硬作为一号人物，删掉阿庆嫂的一些符合艺术规律的戏，硬给郭建光加一些空洞的戏剧场面和冗长的唱腔。与机智、泼辣且有一股“江湖气”的阿庆嫂相比，郭建光更像是代表政治概念的非“人”的道具。“样板戏”的这个“样板”化“经验”，被概括为“三突出”的原则，这个所谓艺术创作原则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所“突出”的恰恰不是作为艺术描写对象的“人”，而是非“人”化的政治教条；在于它把生动丰富、变化无穷的人际关系简化为政治教条的注脚。

“样板戏”作为“**”的产物，蕴涵着“**”的精神实质。它的“三突出”，它的“斗争哲学”，它的“阶级”论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上政治实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之集大成，从根本上说是非理性、非人化、反现代的。它在蒙昧时代加深着国人的蒙昧。正如王元化所说：“样板戏正如评法批儒、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一样，都是‘**’‘大破’之后所‘大立’的文化样板。它们作为文化统治的构成部分和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灾难的‘**’紧紧联在一起。”[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