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批示，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创作的全面否定，对文艺组织管理工作的强烈不满。批示下达不久，文艺界迅速进行整风，掀起了大规模的批判“封资修”的运动，戏剧和电影首当其冲。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而实际上，由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的《北国江南》“如果要挑这部影片的缺点，很明显，就是它落入了用阶级斗争推动情节发展的老套式，无论如何也挑不出‘修正主义’的思想倾向”[9]。批判它们只是出于发动新的政治运动的需要，《谢瑶环》（剧作者田汉）、《林家铺子》（改编者夏衍）等一大批作品被批判，其目的莫不是如此。批判的重点实际上指向在文艺界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四条汉子”。[10]

受康生鼓励写成的昆曲《李慧娘》，此刻被康生率先批判为“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早在1963年5月6—7日，《文汇报》就曾发表梁璧辉（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的化名）近两万字的长文《“有鬼无害”论》，批判了该剧以及廖沫沙评论该剧的《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是江青通过柯庆施在上海组织完成的，被江青在“**”中称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该文发表后两天，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1963年年底文化部主办的戏曲“推陈出新”座谈会上大批鬼戏，全国报刊开始大规模点名批判和围剿“毒草”。一大批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和代表人物，如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中国剧协主席田汉等受到批判。大批判的狂潮，很快扩展至整个学术文化领域。

就在1964年后“革命”大批判全面开展、不断升级的同时，“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宣传共产主义道德、树立毛泽东个人权威的雷锋题材作品以及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等受到广泛赞扬。而事实上，无论是“大写十三年”“活学活用”还是“突出政治”，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都暗含着一个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命题。如果说大规模的“四清”运动是“**”预演的话，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则直接拉开了“**”的序幕。

1959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上毛泽东针对“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不良作风提出批评，提倡学习和研究海瑞。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积极响应号召，相继写作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的故事》《清官海瑞》等文章。1960年年底应马连良再三约请，本不善写戏的吴晗七易其稿，写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剧表现明代隆庆年间海瑞任应天巡抚时除霸、退田和平冤狱的故事。1961年年初，《海瑞罢官》在北京正式演出，据称，“毛主席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还称赞剧本的文学写得不错，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非常高兴”[11]。可以说，吴晗在对待海瑞形象的处理上，是与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倡讲真话、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保持一致的，而且还紧跟政治形势，针对庐山会议，一再小心谨慎地严格区分所谓真假海瑞。《海瑞罢官》中海瑞的整顿配合当时的经济调整，形象地宣扬了毛泽东的指示，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赞许。剧本的主题最终由退田改为除霸，对海瑞雷厉风行地整治贪官污吏的表现，也可以说正配合了中共中央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行动，符合新的政治精神。政治上毫无“出格”之处。而在毛泽东的倡议和周扬的布置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海瑞题材的戏和文章，同样是讲真话的“魏征精神”也得到某种程度的提倡。

然而，政治主题迅速变换，1964—1965年，毛泽东先后授意批判《海瑞罢官》，都因受到彭真的抵制而未果。后来江青在毛泽东的部署和支持下，[12]赴上海组织写作班子，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对《海瑞罢官》进行了严厉批判。该文对调整时期背景的分析、指责与毛泽东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的严厉批评如出一辙。因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姚文元的文章将他的问题指认为严重的现实政治问题，为更大规模将文学、学术等问题纳入政治范畴进行政治打击提供了可能，同时也能通过“层层剥笋”的方式直指吴晗身后的彭真、刘少奇等中央高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