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时，许多作家、批评家、读者都以为，只要纠正了文学的极“左”观念，正视人、人生和社会，文学就可以告别虚假，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然而，现实从来都不可能以“本来”的样子置放在那里，等着人去发现、观察。日益复杂化的中国现实和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都使得作家们不可能再局限于原有的现实主义的角度——哪怕是经过改造了的角度——去看待人生、看待社会。随着开放的窗口越来越大，尼采、叔本华的悲剧哲学进入我们的视野；谈论“他人即地狱”的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哲学更成为年轻人崇信的时尚；卡夫卡的《城堡》也以其对人之荒谬存在的怵目展示，将更多的人引领到虚无存在感的边缘；而《第二十二条军规》《麦田守望者》等后现代色彩的作品，更被80年代的人们解读为表现人之异化存在的现代主义文本。怀疑、变形、奇异、颓废、漂浮不定的目光，不可避免地折射进中国作家观察人生、表现现实的视野。于是生活不仅不再美好，而且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不可把握；人不再是理想的执著者，甚至也不仅仅是丑恶的皮囊，更可能的是什么也不是。于是我们刚刚在80年代初邂逅了为几棵花草就疯狂的人们（张辛欣《疯狂的君子兰》），便很快就在80年代中期之后，遭遇更多的尴尬或荒谬人生：放弃道义、放弃崇高、甘愿在利益场中不懈操练的透彻者（李晓《继续操练》），无意追求、不屑成名成家的世俗理想，或宁愿端盘碗，或一入学就想着退学的无所事事的“天之骄子”（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连婚都懒得离的人生乏味者（谌容《懒得离婚》）……

很显然，中国当代文学到了80年代中期，已与传统现实主义相隔得很远了，如果再将整个“现代主义”热和“先锋”写作纳入参照视野，那么在进入80年代中期之后，映入文学接受视野的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全面溃败，甚至连写实和故事讲述都已被中国作家所抛弃；文坛似乎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从政治批斗和宣教中解放出来的“叙事”，已不再是按照现实的模样去书写人生，哪怕是无意义的人生，而成了文学“先锋”们随心所欲、“自由嬉戏”的实验室。然而就在人们还未充分咀嚼“先锋”写作的青涩之果时，80年代后期，文坛又挑起了“写实”的大旗。首先是报告文学热。1987年年底《当代》《收获》《钟山》等97家刊物联合发起“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历时近一年，1988年9月底结束。发表作品1000篇，应征作品题材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如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赵瑜的《强国梦》，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80年代末与“现实主义”相关的另一文学热点是所谓“新写实”。小说创作方面所掀起的“新写实”热，是相对纯粹的“纯文学”范围的关注点的位移，即由实验性的“先锋”关注，向“写实”重心的转移。所以两者在创作动机、关注对象、叙事视角、写作手法等方面，都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新写实”的出现对于人们通过文学来观看现实、认识历史具有重要影响。在比较典型的“新写实”作品中，现实虽然不再像先锋作品那样，扑朔迷离、莫名其妙、没有头绪，恢复了现实的可辨认性，但它们也不再是与特定时代、特定思想、特定政治运动相关的历时性的现实，不管作品所标示出的具体的当下时刻如何清楚，其所表现的现实都是共时性的：代复一代挥之不去的弥漫性苦难（方方《风景》），无所逃遁的尴尬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欲望与伦理挤压中的苟且（刘恒《白涡》）……“新写实”（当然也包括“先锋”写作）所影响的现实与历史呈现的变异，包含两个不同方向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颠覆或消解，另一方面又可能是从五四批判传统中后撤。对共时性的苦难、尴尬、挣扎、挤压的展示既可能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虚假、局限的超越，又可能让读者窒息于灰色的原生态，而看不到反抗的前途和批判的意义。相对而言在80年代，前一种意义色彩似乎更浓，而从90年代的文学结果来看，基本是后一种可能变成了现实。这虽与作家们的写作取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政治风波”与90年代商品化和世俗化的全面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