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特别值得称道的还有韦君宜的《当代人的悲剧——悼杨述》[3]。杨述是韦君宜的丈夫，也是党的高级干部，“**”中遭受迫害，“**”结束后不久即辞世。杨述也曾是清华大学学生，后来不但自己参加革命，还动员全家都参加了革命。韦君宜一再写到了杨述的“老实”，“老实”得近乎“迂呆”。但这样一个“老实人”，却在参加革命后，屡屡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直到“**”结束后仍然是含冤而死。韦君宜认为“这个老实人的一生”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但韦君宜并不是在受迫害的意义上来理解杨述的悲剧的。对外在的政治力量的控诉，并不是韦君宜的主旨所在。韦君宜意在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信仰悲剧和人格悲剧。韦君宜说杨述“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生活又很朴素，谁到我们家来也挑不出多少‘特殊化’的陈设。依我看来，他实在是一个标准忠实的党员，忠实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韦君宜写道，杨述在学生时代也曾“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但是，到后来他在党内工作的时间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加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短，思想越来越不放开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经是每写一篇文章必先弄清当前党的宣传中心，然后照着去考虑。对宣传办法，他是动了脑筋的，可以‘摸精神’是每写一篇之前必须先摸一摸的，从不越乎规矩，而且这后来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思路”。韦君宜写了杨述精神的萎缩、灵魂的扭曲和人格的变异，也写了杨述最终的疑惑和觉醒的萌芽：“我要写的不是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挨了斗，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最苦的。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宗教仪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的！可惜他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自我解剖的过程，是怀抱着这些疑问死去的。我相信，如果他再活几年，他会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现在是不可能了，只能由我代他写下来。”可见，这篇“悲悼”文章，实际上是韦君宜替死去的丈夫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清算。就精神品格和思想境界来说，韦君宜的长文《当代人的悲剧》在如潮般的“悲悼散文”中显得分外独特，在整个当代散文史上也放射着异样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