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部分组成。十年“**”给杨绛及其家人所带来的灾难无疑是巨大而深重的。然而，阅读《干校六记》，我们却发现，与本时期绝大部分写“**”的作品不同，这部作品既没有椎心泣血地宣泄对“**”的切齿痛恨，也没有直接出现骇人听闻的“文攻武卫”的场面，甚至没有明白了当地描写“**”当中知识分子如何遭受残酷的肉体与精神迫害。然而，这部作品所给予我们的美学冲击某种意义上却超过了那些直接描写、控诉“**”的残暴言行的作品，这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与许多有意识地凸显某种具体的、功利性的意图而忽视艺术传达的文本相比，杨绛的《干校六记》更多地注重了作品的艺术经营，可以说，《干校六记》是本时期描写“**”的同类散文中艺术性极为显著的作品之一。这种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以“正常”出“反常”，即在个人所遭逢的某种反常的生存处境中努力营造出一种正常的氛围，或将一切反常的遭际努力理解成正常的命运，而悲剧性就在这种变反常为正常的过程中隐隐地流渗出来。例如，在《干校六记》中，一群知识分子突遭巨变，被遣送到农村劳动，且美其名曰“下干校”，于是，我们看到，当第一批下放人员整队而出时，“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远赴干校上学”；何其芳用自己的大漱口杯去食堂买了一份鱼，“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还有钱锺书与一位姓丁的“一级研究员”，两人竟“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等等，这些都是人与环境的不协调所带来的必然的、异常的反应。然而，作者没有在这些描写上过多停留，其浓墨重彩描绘的则是这一群知识分子特别是作者本人与其丈夫钱锺书在这一环境下的无可奈何，以及在“习惯”之后渐趋“正常”的日常生活画面：钱锺书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杨绛的专职是看守菜园，防止当地的老百姓——“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偷窃“干校”的劳动果实。他们默默地、尽心尽力地从事着“班长”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仿佛他们所干的一切，他们现在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劳动学习等，都是天经地义的，本该如此的。因此，当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最初所感受的，仿佛仍是某种正常的生活情状，然而，一旦意识到作家所描绘的这些生活情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极其荒唐而混乱的时代背景之下时，作品所蕴涵的那种无可言说的悲哀，或作家所流露的那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所包孕的异常丰厚的、复杂的意味也就扑面而来。以貌似轻松的语调写悲哀之事，反而让人感到加倍的悲哀，这在文学史上屡有例证，也即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杨绛的《干校六记》无疑也意在“以小见大”，即通过自己以及与自己相关的一群人的遭际反映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杨绛采取的方式是，从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上截取其中的某一小角，一方面实写这一小角；另一方面则虚虚实实地写整个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从而使具体所写的人事虽“小”而“少”，但作品的艺术空间却显得广阔、深远。如“学圃记闲”中有这样的描写：